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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

刘 秀


内容提要：新《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其规定还不是很全面，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试就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婚姻无效的构成、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以及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 公益要件 私益要件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 Nullity of Marriage Act 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一、 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 ⑤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二、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 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 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 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 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 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 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试论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

钱贵


　　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国家法律的实施者和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者，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法律及法律职业的尊严与公信力，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本文以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作为出发点，从而引申出了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培植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因素，最后提出了培植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几点建议。论文主要参考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自己对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一点看法。
　　一、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孙晓楼先生曾在其《法律教育》一书中指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他还说：“只有了法律知识，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会，学法律的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孙晓楼先生的话道出了职业道德对法律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是维护法律职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么法律人才的法律职业道德如何培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论理作为不同的两个概念却常被混淆使用，划清二者的界限有助于我们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关于二者的区别，我同学者沈忠俊在其《司法道德新论》中说道：“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包括了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和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其含义要广于法律职业伦理。”学者孙笑侠还将二者从实质层面和主观层面进行了区分，认为：“关于法律职业人当为或不当为之基准是职业伦理；关于法律职业人就法律职业伦理内容所产生的态度、心情、动机等即为法律职业道德问题。”
　　我们主张从义的角度将法律职业道德分为两个层面，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前者属于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要求，具有客观性，后者属于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品性，它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
　　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也就是说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当然也不例外，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形成，正如韦伯所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引用韦伯的话旨在说明，任何职业，因其是人们长期从事的，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的社会活动，有着独特的职业责任的职业纪律，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法律职业要求法律职业者有独立的地位和威信，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职业者可凭个人的主观喜好来决定案件，而是要受客观规范的制约，如法律职业道德准则。
　　二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现实必要性
　　韩国文在其《关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中说：“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是全民道德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检察官作为法律人，其职业道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职业道德发展好坏的标尺，还是促进我国以德治国方略得到落实的保障，因此检察官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也就相应地成为重点，而不是盲点，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对检察官职业道德培植的必要性认识还不足，表同在多数法律院校没有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而且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研究的人也很少，司法腐败，司法人员违法犯罪现象在我国层出不穷，而美国的司法官员极少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在公众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形象，与其严格受到“司法行为准则”的约束是不无关系的，对于这一值得借鉴的方式，面对我国司法人员诚信缺失，遭受人民怀疑的社会站位，检察官是否应站在自己的角度做良心的反思呢？
　　二、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内容
　　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根基，有学者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当法律不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那么法治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而如果法律不被法律人所信仰，法律也就名存实亡，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法律威信的捍卫者的检察官，如果不信仰法律，仅凭其喜好来决定案件，其捍卫法律尊严与威信的宗旨不就是个幌子吗？法律的威信何以存在呢？作为寻求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检察官，应正确把握法律、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自己的理性所确认的价值尺度来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而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点，是法律信仰。正像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所说：“法律是以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郭春涛在其《论法律人职业道德构成要素及生成环境》中说：“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基于对法律的认识，理解和领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神圣体现，是对法律的理性认同和全身心投入。”信仰是人们认为正确并坚定不移地始终追求的一种理念，检察官只有具有了坚定的法律信仰，才能承受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保持操守和独立性，可以这样说，检察官的法律信仰及其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互为因果，检察官对法律终极价值的追求，带动其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有了这种动力的推动，检察官才能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获得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张俊华在其《法律职业内在道德规范解析》中写道；“而法律信仰，法律至上意识则表现为更纯粹的法律理性，渗透于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活动，并抵御个人偏见与个人偏执的侵袭。”为什么会存在司法腐败？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些法律人没有法律信仰，不具备法律至上意识，致使法律的崇高价值受到严重贬抑，而权力与人情得以凌驾于法律之让。我们认为，只有在检察官的内心树立一种法律至上的信念，忘记人情与权力，推崇法律的价值，凭内心的确信作出公正的决断，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
　　我国学者郭春涛说：“法律人的崇高的道德形象来源于科学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法律人自身的不懈追求。由于检察官担负着实施法律，维护正义的重大职责，因此社会对检察官寄予崇高的期许，这就要求检察官具有高度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并在言行上维护检察官的形象，正因为检察官所具有的崇高形象，才保证了其决断的公正性，反过来又加强了检察官的自律意识和对公正的追求，可以这样说，正是社会的信任与检察官的自律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步。
　　因为法律是面向社会的，要求检察官具有社会责任感，并使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责任感相融合，这是检察官职业行为与活动的道德支撑点，张俊华在其《法律职业内在道德规范解析》中提到：“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他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当国家利益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官应如何选择？解决这些冲突需要深厚的学养所孕育的法律智慧”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催生的道德勇气。”
　　公正的司法来源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又与法律人的独立互为表里。正如美国享利，卢米斯能言：“在法院作出决断的瞬间，被别人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权力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院就不真存在了，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要让它的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真心存在，而非虚设，那么必须赋予法院独立审判权，并保障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客外界的任何干预，就我国的检察官制度而言，在确立司法独立的条件下，要求检察官在人格上也独立，强调检察官在作出案件的决断时只服从法律的良知。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正是个人的美德，然而对于法律人来说，公正是其基本的素质，“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作为法律人的检察官也是如此，缺乏公正意识的检察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检察官，检察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中立、公正，不得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生任何关系，不得将个人的爱好，憎恶偏见带入司法审判过程，同时要求检察官追求正义的良心和品德。
　　四、影响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因素及建议
　　检察官的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门部分，没有职业道德的精神支撑，不可能建设成一支健全的，合格的检察官群体。而当今，法律人正陷于严重的诚信危机之中，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运用者，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构筑者，其诚信是不应该被怀疑的！人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出现如此普遍的职业道德问题仅仅是法律人的自身素质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深层次的因素？从作者提出的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社会文化因素，公民法律素质，以及检察院体制建设因素都对检察官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有影响。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