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商法的精神
——从商人法到现代商法的转变析商法存在的意义

胡颖廉


精神，魂也。人之具精神乃人当立于世上之根基，物之具精神乃物可尽其效用之根本。国家有国家的精神，民族有民族的精神，精神实为一物别与它物而存于世间之依据。浩浩千年，洋洋万里，殆乎鲜有无精神的事物。法，当亦有其精神。
何为法之精神？两百五十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那部不朽名著似乎都在回答着这个问题——“制约权力和维护权利”1。可见，法的精神来源于其强制的规范性，这也正是法区别于诸多意识、行为规范而立于社会之源泉。也正是因为有权力与权利之分，才有公法与私法之存，本文要探讨的对象正是作为司法领域之一的部门法——商法。
商法。在我们关注这个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何为“商”。古人提出“通财鬻货曰商”2这种理解是将“商”视为买卖，是人们对“商”最朴素的认识，而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已将营利视为“商”的本质3。即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商品交易行为。这里的“营利”是广义的，区别于经济学上的具有局限性的“商”。由于“商业从一开始就是和追求利润最大化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买卖双方中一方利润的增加必然造成另一方利润的减少，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交易双方在利害关系上完全敌对和相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的辩护，并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4因此，正如上文所述，法律“维护权利”的精神（抑或作用）便显现了，从法律制度层面保证“以营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的顺利、可靠、安全，这也构成了商法精神的基本轮廓。
但问题似乎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保障交易秩序何以成为“商法”的专利？交易秩序的保护仅有商法就够了吗？……这一系列的问题所涉及的实际是商法存在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本文将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来对此进行剖析。
现代商法是由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法演化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商人法，是“中世纪期间有关商人、商业事务的习惯法规和原则的总称”5，因此，商人法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是对历史上形成的商人习惯法的总称。由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商业行为不被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所认可，商业活动无法获得当时的既有法律保护。但商业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个欧洲大陆的复兴，需要有调整商人活动的规范，因此商人自发的从罗马法的万民法中寻求依据，并且直接适用到中世纪的商业活动中。从我们对商人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和自治自律的精神。“商人法以商人习惯或商事习惯法的形式出现，体现的是商人共同意志，而未掺入国家意志。商人即市民，商人法的形成与近代市民社会理念的勃兴，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严格分野，经济活动是市民社会的私事，国家不得干预的理念也是密切相关的。”6在封建庄园经济和教会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为了保护自身特殊利益，不被封建主和教会所压迫而寻求特殊的法7，在政治上取得自治地位的商人便为自己争得了商人法。“当然商人永远以实用为本，而非至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巩固自治地位、谋求行业垄断、藉助封建国家的力量拓展市场，需要与封建主和国王们合作，封建国家也需要利用商人的经济力量，何况统治者对黄金的追求与商人对利润的向往并无本质分别。于是商人法逐渐变成国家认可和制定的国法。”8可见，商人法的意义正在于中世纪商人为自己的行为所设定的法律框架，是商业贸易实践的发展形成商人阶层在意识形态上无法得到当时主流社会承认的情况下，在自己组织自治的商业城市中实践的商人习惯发展而来的，其根本的渊源应该是罗马法中的万民法，但是商人法又根据当时的商业实践需要进行了改革。因此商人法的发展是自然的，是一种务实创新精神的突出体现。其存在还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商人法的发达，商人阶层的壮大呈现非常明显的趋势。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商人法由习惯法逐渐发展成为被封建政权承认的法律，获得了在法院或者法庭适用的资格，从而商法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商人不再受歧视和憎恨，阶级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使得商法的作用，进而是其精神，发生了巨变。
历史的脚步踏入了近代，尽管作为资本主义商法典开山之作的《法国商法典》完全是为满足法国对外侵略战争的要求，解决军火供应方面的问题，由拿破仑一怒之下制定的，本身就缺乏对商的理性认识，从而饱受批评和争议，但作为实质意义的商法本身，其存在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上面关于商法历史的分析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中世纪商业的蓬勃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才促使了商人这一根本有别于封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新型社会主体的产生，才有了独立的商人阶层的出现，进而才有了较之教会法和其它世俗法更为先进合理，也更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别于传统民法的商事立法的诞生。商法之于民法的独立与其看作是对商人这一新的特殊利益主体的保护，毋宁看作是对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和保护。“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各国的商事立法及其法典化，则更是西方自由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宪政制度确立的结果。成文法运动本身就决不是历史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是法制文明史的必经阶段和必由之路。”9
商法在当代的社会地位又应当如何评价呢？让我们首先来考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果说道德规范的本质体现在民法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营利的本质体现在商法的规定中。”10从基本精神来看，民法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商法则可以归纳为自由、平等、安全。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商法不同于民法之处，也能体会出商法的基本精神??确保交易顺利、可靠、安全。如何理解呢？保障交易的顺利（抑或便捷），包括了简便性与迅捷性。细而言之，商法中的契约定型化、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程序简易化等制度保证了商事交易的简捷性。以契约定型化和短期时效为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事主体的营业无不是为了营利，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使交易迅速，只有这样，商事主体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反复的交易。”11与之对应的则是商法的自由价值。法律是“自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iberty），为了保障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奴仆。”商法基于相信商事主体可以设想为理性人、经济人，其个人理性、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能够合成集体理性、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许多学者批评这种理论假设，但我认为商法是相信而非迷信这种认识，与现实偏差完全可以利用商法内部的结构制约和外部的经济法平衡来调整。经济法的基础假设是怀疑主体理性不周延，而引入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限制经济主体自由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市场经济需要经济法和商法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共同作用，而自由价值的取舍是二者区别之一。
其次是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如前所述，简易、迅捷是现代商事交易的特性和要求，但与此同时，交易的安全性更令人关注。现代商事活动中，随着交易手段的愈益复杂，交易标的的愈益巨大，交易频率的愈益加快，交易范围的愈益扩大，交易风险增加，交易的安全性便也愈益突出与重要：商法创立了如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等一系列制度以适应这一要求，确保交易安全。这一要求又对应商法的秩序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秩序，推及商事领域即商法就是商事秩序，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自由经济，市场主体的自由是市场机制运作的核心要求，但主体首先是经济人，其次才是理性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主体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或者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现实中，主体的理性选择恰恰是投机行为，从而削弱双赢的达成和合件解出现的机会；此外大量同一、简单的商事行为的反复博奕，从大视野角度来看是无意义的。因此有必要由商法实现商事关系稳定性，结构一致性，商行为规范性，进程连续性，交易行为及其结果可预测性和财产权利安全性。
最后是保障交易的可靠性和公平性。这一要求反映了商事交易的社会属性。诚然，每一企业、每一商人都希望以最小之投入、最快之速度、最高之保障获取最大之利润，商场犹如战场，竞争如荼，风险如炽，机遇如丝，但它容不得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显失公平，而崇尚诚实信用、平等交易，并创立了诸如情势变更、危险分担、和解救济、公平竞争等具体制度，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交易，防止和消除不公平、不正当、不诚实行为给交易各方带来的不合理损害。迄今为止我国颁布的诸多商事、民事法律中，其中就有不少是关于保障交易行为的可靠性和公平性的。12而其对应的价值要求是商法的效益价值。商法的效益价值是商法的目标价值，是统率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的终极价值。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是对具有对立性的价值，解决二者之冲突的有效途径是寻求更高阶位的价值来调谐、界定、平衡二者。如前论述，理性的主体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行为，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其根本目标；同样，商事主体认同接受外在秩序的约束也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因此商法的效益自由秩序的之间关系是商法秩序价值是实现商法效益价值的外部环境，“商法自由价值是达成商法效益价值的内在动力，而科学的商法价值体系是以效益价值为终极价值，自由价值、秩序价值为工具价值的协调统一的有机系统。”13
顺利、可靠、安全，通过对商法基本精神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永恒的规律：“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革，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商事法正是在此意义上，通过保障交易的顺利、可靠、安全，达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14中世纪商法的形成，有其当时极为广阔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背景，商业发达尽管形成了人们并不十分情愿接受的商人特殊阶层，但商业的发达毕竟更带来了社会的极大繁荣、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国家实力的极大增强，并荫及社会公众和整个国家。“由是观之，商人阶层这一完全有别于封建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生活主体的新型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人阶层独立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谋取既是向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法律的挑战，也是促进商品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历史契机。”15
我们应当看到，顺利、可靠、安全这一商事法的基本精神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而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商法的演进，两者形成有益的互动关系，所谓的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即是如此。而文化、教育、文明的昌盛则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一进步的终极功效，便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就本质而言，歧视、特权、压迫是和商法本质格格不入的，商法的发展始终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可以说，在顺利、可靠、安全这一字眼下掩藏的是平等、自由、价值、尊严。商事法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的价值、尊严的发展史。”16
商法的精神——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在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之前，商法只能以习惯法、商人自治法的形式存在。商人习惯法上升为国家制定法的内在因素，在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法是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也是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的。"17尽管我们无法预计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商法典将会怎样，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商法的精神,决定着商法的存在。


1 当然，关于“法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学者颇有争论，但本文的论述重点不在于此，因此不再赘言，权以此充之
2 《汉书》(下)
3 王保数主编，《中国商事法》，第6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4 范宏瑞，《顺利、可靠、安全——从商事法的发展历程诠释商事法的基本精神》，摘自http://www.law-lib.com/
5《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9卷，第5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6 史际春、陈岳琴著，《论商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尽管文中作者的观点与本文是完全对立的，但其某些对历史的分析还是可取的。
7 当时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都有专门的法，如神职人员和信徒有教会法，封建主和农民有庄园法等
8 史际春、陈岳琴著，《论商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9 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10范宏瑞，《顺利、可靠、安全——从商事法的发展历程诠释商事法的基本精神》，摘自http://www.law-lib.com/
11王保数主编，《中国商事法》，第25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12如我国《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放弃自己的债权
13闫海，《自由、秩序、效益——论商法价值体系的建构》，摘北大法律信息网
14范宏瑞，《顺利、可靠、安全——从商事法的发展历程诠释商事法的基本精神》，摘自http://www.law-lib.com/
15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16范宏瑞，《顺利、可靠、安全——从商事法的发展历程诠释商事法的基本精神》，摘自http://www.law-lib.com/
17钱玉林,《商法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兼于史际春、陈岳琴商榷》，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


安客诚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辰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95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2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的构成除了相关信息须具有秘密性、实用性，以及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外，还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要件——合法性。也就是说，对于相关技术、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判定，首先要确定的是信息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

三、基本案情
2003年2月，原告安客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仍简称“安客诚公司”）与被告上海辰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邮公司”）签订一份《相互保密协议书》，约定了保密方与被保密方的定义、生效日期、保密信息的定义与内容、免责条款、违约责任等内容。其中，第7条约定了保密信息的内容为安客诚公司所提供的各类打印输出服务所需要的数据、报告及各类文件，安客诚公司客户的名称及其客户各个活动的内容；第8条约定了保密信息的使用为收到保密信息的一方只能将保密信息用于以下用途：安客诚公司以价目表的协定价格为其客户提供报价，辰邮公司为安客诚公司的数据、报告及各类文件提供各类打印输出服务。2003年2月至2005年5月期间，被告辰邮公司为原告安客诚公司提供打印服务。
2004年9月、11月，安客诚公司分别与上海汇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凯柔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为两公司的顾客招募活动分别提供5000条与10000条数据，数据的选择范围为上海地区的时尚富有人群、社会精英。服务条款中约定数据只供一次性使用，安客诚公司在所提供数据中插入少量种子数据。之后，安客诚公司为履行与汇奥公司、凯柔公司的合同，分别委托辰邮公司打印5000条及10000条信封标签，每条数据包含了姓名、性别、城市、地址、邮政编码等内容，上述数据中包括了上海市斜土路85弄8号2402室的茹汇而先生等四个虚拟的信息（安客诚公司以其浦西办事处住所地、员工居住地等四个地址，将公司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文字重新组合成姓名作为收件人名的数项数据）。
2005年3月至2006年1月期间，上海市斜土路85弄8号2402室的茹汇而等四个不同地址的四个“虚拟人”收到以被告香罗奈公司、希望城公司、健康协会名义发出的广告函。辰邮公司称，上述广告函是被告辰邮公司接受案外人委托以香罗奈公司、希望城公司及健康协会名义发出的信函。安客诚公司认为：四名被告自2005年6月起先后使用了其保密信息，向原告公司数据组中的对象邮寄产品广告和服务宣传资料等信函，四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故诉请判令四名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停止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并不得继续使用原告的数据信息。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安客诚公司主张的2组共15000条数据是由其依据汇奥公司、凯柔公司顾客招募活动的要求选择的，广告寄送对象是上海地区时尚富有人群。该2组数据是安客诚公司按照特定的分类方式从其数据库中数据重新组合形成的一个新的集合，具备独有性特点，公众不可能轻易地获取上述信息，因此具备秘密性；要获得该15000条数据客户需支付一定的对价，能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具备实用性；原告与被告辰邮公司之间签订的保密协议中就保密信息的内容与范围作了明确及可执行的约定，因此，原告对该2组共15，000条数据已经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综上，安客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2组共15，000条数据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由其所有的商业经营秘密。
安客诚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提供给汇奥公司、凯柔公司的虚拟信息被四被告不正当使用，由于被告不可能从公开渠道获取上述虚拟信息，因此，可认定被告使用了安客诚公司所设立的四条数项数据。但是，安客诚公司主张四被告使用了其2组共15，000条数据，但其仅提供了上述2个地址收到了以四被告名义寄送的广告函的证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他数据所指向的寄送广告函对象也收到了以四被告名义寄送的广告函。因此，安客诚公司缺乏确凿证据证明辰邮公司擅自使用了其2组共15，000条数据。
此外，安客诚公司为检测目的而提供的虚拟数项数据，如不能与其他真实数据共同使用，其本身并无商业价值，也不能独立地构成商业秘密。因此，在安客诚公司只能证明辰邮公司使用了上述部分虚拟数据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被告辰邮公司侵犯了原告安客诚公司的商业秘密。另外，由于另三名被告未直接寄送广告函，故该三被告亦未侵犯原告安客诚公司的商业秘密。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安客诚公司诉称四被告侵犯商业秘密证据不足，应予驳回。
判决后，安客诚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认为：涉案2个地址所对应的数条虚拟信息具有侵权的检测功能，原审判决认定辰邮公司使用了被插入虚拟信息的事实，却又同时认为不能由此推定辰邮公司使用了系争的数据的判决不当；辰邮公司使用了这几条虚拟信息与待证事实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完全达到了证明标准，且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对真实数据寄送对象收到的信函实现证据收集，因而原审判决对此节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香罗奈公司亦认可其使用了被插入的几条虚拟信息，应当推定其使用了涉案的全部数据，原审判决不认定香罗奈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辰邮公司、香罗奈公司、希望城公司均认为原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来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要获得法律的保护，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其诉称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即当事人对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获取、使用等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以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本案所涉的相关数据信息涉及到公民个人的有关信息，与其他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如果不经过合法程序而对这些个人信息进行获取和使用将会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损害。因此，上诉人若主张有关的数据信息系其商业秘密，应举证证明取得及使用这些有关数据信息具有合法的依据。否则，上诉人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本案相关证据来看，上诉人无法证明其通过合法性手段取得该有关数据信息，也无法反应其对该些信息的使用时经过有关公民许可的。因此，上诉人关于要求保护其有关数据信息商业秘密的诉请，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律师点评
在一审法院已认定原告安客诚公司所拥有的数据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仅对证据的不足性提出质疑后，二审法院却直接将原告所拥有的“商业秘密”进行了否定。该判决表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除了秘密性、实用性，以及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外，还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要件——合法性。也就是说，对于相关技术、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判定，首先要确定的是信息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所谓合法性，即当事人对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获取、使用等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以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要确定这些信息的取得是否合法，是否是权利人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得（无论是自行研制、开发，还是从他人处继承或购买），本案中，由于所涉相关数据信息是涉及到公民个人的有关信息，不经合法程序获得可能会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对公民权利造成极大的损害；其次要确定对于这些信息的使用是否合法，本案中，对于相关公民信息的使用，暴露了公民个人的私人信息，侵犯了公民权利，可能引起其他不良后果。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合法性的规定，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权利人须举证证明其所主张权利的“商业秘密”信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被指控侵权的侵权方须举证证明其所占有、使用的相关信息有合法的来源。前者我们在上文已讨论过，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后者来说，被控侵权人要证明其所掌握并使用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性，必须对相关“商业秘密”信息的来源合法性予以证明。通常情况下，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来源的证据包括具有赠与、继承、受遗赠、互易、自行研制及开发、反向工程开发等情形的文件、资料等。
另外，在举证证明所争议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性时，案件当事人都须注意的是，该举证不需要将商业秘密中所有信息都予以曝光，只需阐明相关争议事实中的秘密点即可，避免过多暴露的商业秘密信息被居心不良的人士利用诉讼取得。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