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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目标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郭道晖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专列一节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就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作了较详细的提示。其中有两个新的提法，我认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升华。

　 一、由“基本方略”到“重要目标”

　 1．“十五计划建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相对于十五大报告中只作为党的治国的“基本方略”（即把民主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策略、手段），显然又进了一步。十五大以来，在法治宣传和贯彻上，我曾经撰文认为：人们只着重讲“依法治国”这个“基本方略”，而极少把它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重要目标联系起来，从而割裂了二者的紧密关系，以致把“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依法办事”，把“治国”的主体突出为政府，而非作为整体的人民与公民；把治国的客体理解为只是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从而把“依法治国”的“国”，只当作一个空间概念或地域概念，认为“依法治国”在中央是治全国（事务），在省则是“依法治省”，依此类推，依法治市、治县、治乡、治村，直到治民、治人。而不理解或不情愿把“治国”的首要客体理解为治“权”、治“官”，即以法或依法管好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落实以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制衡与监督国家权力，即实行“民治”，而不是“治民”。这才是法治国家的要义与基本目标。

　 这次“十五计划建议”把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到“重要目标”的高度，意味着把对法治的工具论观点，上升到价值目标的理念上，无疑是一大进步。这个提法如果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那么，顺理成章的我国宪法序言中确认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中，也有必要加上或包括“法治”这一项。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中央决策部门能否积极推进政制改革和法制改革，抓紧落实各项强有力的法律措施，和广大党政干部是否能据此提高认识和坚决贯彻执行。否则，只停留在美好文字上，就仍会落空。

　 2．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就是说，我国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中，现在又新增了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这是极其重要的价值标准。在进入21世纪，亦即进入经济日渐全球化、权力日渐多元化和社会化、信息日益电子化的新时代，如果我们还固守旧时代的人治和集权体制，闭关自守，就难以应对国内日益复杂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难以遏制权力腐败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难以立足于“地球村”，作一个平等、自强的“村民”。

　 当然，什么是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有待深入阐释、探讨和实践的课题。

　 二、提出了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1．关于“公民参与”。

　 通常，我们的提法是“人民参与”。这在国外，同“公民参与”无甚差别，人民即宪法中的国民或公民，区别只在于“人民”是个复数。在我国，“人民”却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公民则是指所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法律概念。过去提“人民参与”，意味着敌人不能参与。从反右到文革中，不要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即使民事参与或民事权利，也是将所谓“敌人”排除在外。反右中，就曾经批判“54宪法”中确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说是“敌我不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也仍审慎地提为“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既否定了在法律上同“敌人”讲平等，又排斥了适应国际法上的平等。当时有的法学者即已著文指出这个提法的片面性与有害性，认为应当改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法律界与法学界还争论过在判罪量刑中应否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法院院长甚至提出：“凡判刑十年以上的，就是敌人。”可见，“人民”与“公民”一字之差，界线何等分明！这反映了当时政法界“阶级斗争为纲”的幽灵余影犹存。

　 20多年过去了，上面这些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变，“82宪法”也早已确认了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但是人民参与政治，还是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呢？并不是十分明确的。譬如法学界曾经争论过“公民在立法上是否也是人人平等”？一些学者仍坚持只能在适用法律上人人平等，因为立法权是政治权利，只有人民才有资格和权利参与；再则，敌人同人民怎能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呢？———这抽象地说似乎成理。问题在于，依据什么标准来事先划定敌我？过去是根据其阶级出身和历史，现在不能再这样搞了。在非战争与革命时期，敌我界线并不很分明，只能在依法审判后，才能确定其是否犯罪和是否需要剥夺其政治权利；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不一定就是敌人，称之为剥夺，本来就意味着他原本享有平等权利只因犯了罪，才被剥夺了某些权利的。因此，套用敌我矛盾这样的政治概念于法律与法治，是行不通也违反法理的。

　 现在，《建议》改“人民参与”为“公民参与”，有利于在观念上澄清混乱，和在实践上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2．关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这里强调“有序”，是为了“防乱”。这有利于解除党政干部怕“一放就乱”，怕群众参与政治会“犯上作乱”的顾虑；也可防止群众无法无天地重演文革中的“大民主”。所谓“有序”，最主要的是建立和遵守法治秩序，亦即使“民主法制化”。这就要求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使公民的上访和对政府的批评、建议纳入法治轨道）、申诉法等等。

　 上述立法的宗旨，主要是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正当行使，同时也要对这些自由有适当的限制。但限制的目的还在于保障自由，即防止公民滥用自由权利来侵犯他人的自由。在立法精神上，应当贯彻公民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以权利制衡权力和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等原则。

　 总之，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解决日益复杂和紧张的各种社会矛盾，当务之急应是从制定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入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使权利落实，自由有序，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凝聚力，释放其政治与经济活力，推进政治与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犹豫不前是不可取的和有害的。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要件及其举证责任
--以《侵权责任法》为切入点

关键词: 专利侵权赔偿 要件 举证责任
内容提要: 专利侵权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的焦点和难点之一，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要产生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至少须满足侵权人的过错、侵害专利权的事实、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原告应当对创设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对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受制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各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应根据专利权及专利侵权的特点，依据《专利法》等实体法的规定具体确定。


在民事实体法领域，实体法规范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因此，举证责任分配及要件事实理论已愈来愈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1]审判实务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对于判决结论所构成的影响毋庸置疑。具体到专利侵权领域，证明责任的分配成为诉讼争点的典型案件也日益增多，[2]学界也多有研究。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3]对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虽然也有人对专利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作了一定的研究，[4]但其研究较为简略。而且，随着《专利法》的多次修改、《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跟进，结合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变化对此作出深入研究已日显必要。

一、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剖析

《专利法》第七章“专利权的保护”中并没有像《著作权法》第47条一样具体列举侵权行为的类型和法律效果，并未对专利侵权责任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专利法》只是在第60条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该条只是规定了专利侵权的定义，并未对专利侵权的法律效果做出完整规定，属于不完全性规范。[5]因此，只能利用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法理，依据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作出解读，对其加以补充解释。其中，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规范之一。[6]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条第2款规定的“民事权益”中明确列举了“专利权”。据此，专利侵权当属于《侵权责任法》的涵盖范围。关于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7条分别规定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依《侵权责任法》第7条的规定，无过错责任要求法定，要对某一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必须是《侵权责任法》或者单行法明确规定该类案件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7]综观《专利法》，并未有规范规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无过错责任，据此，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当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的过错责任。[8]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过错推定亦要求法定。《专利法》也没有如同《日本专利法》第103条一样规定过错推定，[9]因此也不能认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过错要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专利侵权责任应具备过错、权益侵害(侵权行为)、过错与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是《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还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都没有涉及损害要件，这主要是照顾到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侵权责任”还包括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等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在《侵权责任法》中，损害要件规定在第16条、第19条和第22条等条文中。[10]《专利法》第65条规定的“侵权赔偿数额确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损害这一要件。

结合上述分析，要产生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至少须满足以下要件:(1)侵权人的过错;(2)侵害专利权的事实(即，未经许可实施专利;《专利法》第11条、第60条);(3)损害事实;(4)因果关系。须指出的是，关于因果关系，由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6条都未涉及损害的问题，因此，该因果关系究竟指过错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仅指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条文本身并不明确。[11]学说上一般认为，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因果关系要件，指的是损害事实与侵权行为(加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12]

当然，被诉侵权人也拥有各种抗辩的可能。其中，《侵权责任法》第三章及《专利法》都作了相关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抗辩:(1)专利权终止的抗辩(《专利法》第五章);(2)合法性抗辩(主要包括许可实施、强制许可实施、《专利法》第69条规定的不视为侵权之情形、《专利法》第70条规定的合法产品来源抗辩等);(3)保护范围抗辩(《专利法》第59条);(4)现有技术抗辩(《专利法》第62条);(5)专利无效抗辩(《专利法》第47条);(6)方法不同的抗辩(《专利法》第61条);(7)诉讼时效抗辩(《专利法》第68条)。

二、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各要件事实之举证责任

上述要件及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13]如何分配，关涉专利权人的利益实现和诉讼各方利益的衡平问题。[14]该问题的澄清，对实体法的适用构成重要的影响，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按照举证责任分配所适用的一般性原则，即“有利性原则”，每个当事人都须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的要件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应当对创设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对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受制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条也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基本原理，结合《专利法》、《证据规定》、《侵权责任法》等规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应当做如下分配:

(一)过错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我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并未采纳过错推定，因此，该要件原则上应当由专利权人举证证明。但是，由于作为专利权对象的发明等，多为技术信息，专利权人无法像通常的有体物所有权一样实施占有等物理管理，专利权受侵害时要证明侵权人的过失相当困难。不仅如此，专利权的存在及其内容，都可以通过专利公开制度获得，而实施专利的人多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因此，为救济专利权人，日本等国家直接规定其为过错推定，推定侵权人存在过错。[16]考虑到专利权及专利侵权的特点，我国亦可以在将来的法律中明确专利侵权的过错推定。因《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了过错推定应遵循法定原则，目前要在专利侵权中采纳过错推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具有极大的法律障碍。从目前的规范依据来看，可以适当扩张《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的精神，在具体案件中根据案情酌情考虑举证责任倒置。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二)专利权侵害事实要件的举证责任

此即未经许可实施专利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原则上，该要件也应当由专利权人举证证明。但因“未经许可”属于消极要件事实，理论上言，专利权人难以提出“无”之证据，故其无须举证;若他方当事人以“有”为抗辩，即以“存在许可”为抗辩，则应视为积极事实之主张，而使其负举证责任。[17]因此，专利权人就该事实要件的举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举证证明自己为专利权人;二是举证证明对方实施专利的行为侵害了专利权。

要证明自己为专利权人，需要证明就特定的发明存在专利、其专利权人为原告自己。通常可以以专利授权证书等加以证明。另外，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专利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专利权人还负有证明其权利要求的证明责任。

举证证明对方实施专利。《专利法》第11条规定了“不得实施其专利”的含义，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适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就此等事实，专利权人负有举证责任，即证明被告的某一行为符合该条规定的实施行为。以产品方面为例，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实施了某产品的制造、销售等行为，该产品落入所争议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内。若严格按照《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专利权人还负有证明对方以“以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专利。对此，有学者也提出，非以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专利，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属于例外情形，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应当是将其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对待，即作为权利发生障碍事由对待，由侵权人来证明其实施行为非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这样更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18]

举证证明对方的实施行为侵害了其专利权。根据《专利若干问题解释》第7条的规定，要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当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该要件事实，属于创设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上的积极要件事实，应当由专利权人负担证明责任。当然，若侵权人抗辩，则应当由其证明未落入保护范围。

当然，关于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法》第61条作了特别规定。其中，新产品制造方法的专利侵权纠纷，第61条第1款吸收《证据规定》第4条的规定，规定了证明责任倒置。该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这也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但是，该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倒置，也只是部分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倒置，而且设有前置条件。据该款规定，要令侵权人承担证明责任，专利权人应当首先证明两点:(1)利用该专利生产的产品为新产品;(2)被告生产的产品与该新产品为同样的产品。当然，因“新产品”的界定存在争议，专利权人要证明其产品为新产品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有学者建议我国修改法律时采纳美国等国家的立法思路，直接采用TRIPs34条1(b)的规定。[19]

(三)损害事实要件及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损害数额的确定，与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相关。前者涉及损害事实及其评价，后者涉及相当因果关系等损害赔偿范围理论。因此，此处一并讨论。依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原则上，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都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但因专利侵权损害数额的确定，具有其特殊性，《专利法》第65条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依该条规定，损失额的确定有四种方法:(1)实际损失标准;(2)获利标准;(3)许可使用费标准;(4)法院酌定标准。

实际损失标准，即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若原告请求按照实际损失赔偿，应当对创设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即应当举证证明:(1)实际损失;(2)所受损失因被侵权而引起，即侵权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要证明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赔偿范围究竟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