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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提存制度比较研究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 罗马法以降的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中，提存都作为一项债的消灭原因与方式的制度流传下来，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我国的提存立法规定甚少，操作困难。文章以现行《合同法》第101至第104条及相关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372至第386条条进行比较，剖析提存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等基本内容，总结推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提存制度。
关键词： 提存；提存性质、提存原因、提存标的、提存效力

提存是指在清偿期届满后，提存人（债务人）向有权受领之人（债权人）履行清偿，而有权受领之人拒绝受领或者所在不明时，乃把给付的标的物依法寄存于指定的处所以代清偿的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一样，提存制度肇端于罗马法，最初当债权人拒绝受领，债务人可抛弃给付标的而免付责任。由于该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遂规定债务人到期应清偿的债务，如遇债权人所在不明或者拒绝受领时，得将该给付标的物提存承审员处。[1]P223嗣后，提存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中均有规定。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修改了现行《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和时效法的内容，但未对提存制度进行修改，可见德国的提存立法在百余年实践中已经趋于完善，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德两国现行提存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探求提存的基本原理，以期对国内的债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 提存性质之比较
提存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提存人（债务人）、提存机关和提存受领人（债权人），因而产生三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该三方当事人在提存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提存的法律性质。
德国采用公法关系说。“谓‘国家’为提存所之设备，受领提存物而保管之者，为尽公法上之义务。”[2]P835因为，提存机关在办理提存时为国家所设机关之身份，且提存须经由特定的行政手续方可成立，该手续建立的保管关系系一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公法关系，提存机关之作为系公法上之义务。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提存机关的介入，方可消灭债的关系，故提存具有公法的法律关系之因素。在立法例上具体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提存机关为“公设提存所”。[3]
我国通说认为，提存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且提存之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带有公法之烙印，提存人之所以将标的物交于提存机关提存，正是因为仰仗了公权力的支持，得为债务免除之效力。由此提存是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并存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4]P208
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提存为提存人及提存所间私法上之契约，且为含有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之一种特别契约。”[2]P835提存的外在形式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签定之合同，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亦为私法上之效果。其合同系将给付标的物交付提存机关保管，由此认为是寄存契约。而提存受领人并非提存契约的当事人，并处于受益人的地位，该契约的本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提存是“一种兼具寄托以及第三人利益之混合契约”。[5]P553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民法学说都反应了学者对该项具体制度的学理解读，其意义在于剖析其内涵，结合社会经济的背景，给立法提供参考，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理由如次：第一，公法关系着重于强调上下服从的隶属关系或者强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存人和提存机关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为隶属命令关系。提存的效力在于提存机关的公信公断力，其法律地位更多类似于民间仲裁机关；第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现行提存机关的公证处有中介化民间化的趋势，成为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更多地渗透了沟通、服务的理念。如果再强调公法意义，难以自圆其说；第三，由于提存机关的介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转变为提存机关和提存人为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因此，将提存的性质定义为“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体现了私法自治，更为合理。
二、 提存原因之比较
通说认为，无合法的原因，债务人不能用提存方式消灭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受领延迟时，或者债务人因其他发生于债权人人身上的原因或因非基于过失的对债权人人身的不确定而不能或不能有把握地清偿其债务，适用提存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01条规定四种可以提存的情形：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还包括“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情况（第5条第2款）。
提存制度设立之前提，无非是清偿期届满，债权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不作受领之意思表示，不为受领标的物之行为，因此，两国立法例在规定提存之原因亦属无实质差别。相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比较笼统，即从原则上把握提存的条件。提存一经成立，债务即作消灭，如果规定过于宽泛，势必加重债权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民法文明不甚发达的中国，保护提存人的合法利益之同时，亦得限制其权利的滥用，应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可以提存的情形，而不宜作原则性规定，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便于实践操作。
三、提存标的之比较
提存的标的，系指提存人依债之规定应当交付的标的物。《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之标的物为“金钱、有价证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物品”。一般认为“给付物容积甚大，数量甚多者；有毁损灭失之虞者；提存需费过巨者等不适于提存”。[6]P698-699我国的《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设定提存的标的物为“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贵重物品；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但第15条规定“对提存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不动产或其他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公证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进行估价”，由此推定，不动产亦可为提存之标的物。
对于金钱，有价证券，担保金之标的，笔者不再细述。而对于不动产的提存，《德国民法典》第303条明确规定“债务人对土地或登记船舶或建造中的船舶负有交付义务的，可以在债权人迟延发生后抛弃占有”，而不采用提存制度。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债权人受领迟延时，债务人可以抛弃占有之不动产。[7]P276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笔者不建议对不动产设立提存制度，亦反对德国的抛弃占有之立法。不动产采取登记主义的权属公示方式，而且在管辖等法律规制上有很多严格限制，提存人在提存不动产之时，不仅仅要消灭占有状态，申请提存机关验收，而且还要办理产权的登记过户，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只能设定为提存机关，但其实际权利人应为提存受领人，在形式上说不通。同时，提存机关应尽善良管理人之义务管理该不动产，其人力财力的支出必然庞大而难以确定。若出租该不动产，又因提存受领人随时有可能受领之，在操作上必然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抛弃占有，则使该不动产处于无人照管之下，资源浪费又无益于保护债权人之利益。因此，笔者建议拍卖或按照市价出卖而提存价金。
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债权人之所在不明而使债务人无法给付的，往往发生于货运合同，如铁路运输部门和海商事关系中海运部门无法交付货物。该类货物体积较大、单位价值较低，诸如木材、煤炭；或者是易变质腐败，诸如生鲜食品。此类标的，亦可采用拍卖或按市价出卖而提存价金。
四、提存效力之比较
提存制度涉及到三方当事人，提存之效力宜从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这三个方面分析。
（一）、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效力
提存具有债的消灭和债之标的物风险责任转移之效力，此外，提存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应归提存受领人所有。但对于债的关系何时消灭，两国规定不尽相同。德国民法典378条规定“提存物的取回权被排除的，债务人因提存而以与其在提存时向债权人给付同一的免除其债务。”意指提存人未丧失提存物得取回权时，其债务不因提存而消灭。笔者认为“当然消灭说”更为合理，提存人申请提存时必然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提存之目的即为债之消灭。若提存之时债的关系尚未必然消灭，便对债务人保护无力，制度之经济效益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在有提存原因消灭的事实时，提存人主张返回标的物，提存效力并不发生，债务自然亦不消灭，这与“当然消灭说”并无矛盾。
（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产生了新的契约关系，提存机关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妥善保管标的物，因提存机关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提存机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点在两国学说和立法尚呈一致。
关于提存发生后，提存人取回权的设立，各国法律有不同规定。德国民法以提存人随时取回为原则，排除取回权为例外，第376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向提存所表示其抛弃取回权，债权人向提存所表示受领，或者向提存所提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作出的，宣告提存为合法的确定判决的”，排除取回权。我国《提存公证规则》第26条规定提存人凭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提存之债已经清偿的公证证明取回提存物。提存受领人以书面形式向公证处表示抛弃提存受领权时，提存人可以取回提存物。较之两种规范，笔者以为德国学说更为可取，提存系提存人意思自治而起动，故在一般情形之下，提存人自然享有撤消提存之权利。当提存人作出放弃取回之意思表示，或者提存受领人作出受领提存物之意思表示，提存人才得丧失取回提存物之权利。现行《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也确立了“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的原则。
（三）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认为提存机关出于公法上之义务，将提存物交付提存受领人，是处分行为；另说两者属于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我国《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亦属此意。《德国民法典》第381条规定“提存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债务人取回提存物的除外”，第386条规定“拍卖或依第385条（出卖条款—引者注）进行买出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债务人取回提存物的价金的除外。”诸如此类的提存费用由提存受领人负担之规定，为各国学说立法所普遍接受。
《德国民法典》规定“债权人对提存的金额的权利，自收到提存通知后30年的期间届满起消灭”（第382条前段）。我国《合同法》第104条第2款规定该权利5年内不行使权利而消灭。《提存公证规则》第21条规定为20年之期限，《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53条第4款规定为20年。如何确定受领权利的存续时效，不仅仅是个法律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孕育着效率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权与债权的边界日益模糊。物权的稳定性有利于当事人有效实现财产的效用；但物权的僵化一面又有碍于当事人实现财产的流转。当提存发生时，债的关系即作消灭，而标的物处于提存机关保管之中，其流转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德国民法典》诞生于19世纪，那时商品经济虽已取得发展，但物的流动非能与现世相比，故规定为30年的时效，为我国民法典所不取。倘若规定时效过短，如我国《合同法》规定之5年为限，未免侵害了提存受领人之利益。笔者建议对体积庞大、单位价值较低的标的物，如木材、煤炭，其保存期限以标的物的价值决定，即当提存机关支付的费用等于标的物之市场价值，可拍卖或者出卖，其价金充抵保管费用，提存受领人丧失受领之权利。对于难以保存的标的物，如水果、禽蛋、乳制品、水产品等，可以自提存之日起一周为期限，逾期即可拍卖或者出卖而提存价金，但应负通知提存受领人或公告之义务。对于有价证券、票据等提存物，在通知提存受领人或公告一周起，以不亏损为原则，直接交割兑现而提存价金。对于金银、现金和拍卖兑现之价金等价值稳定的标的物，立法上应规定20年为期限，以保护提存受领人之利益。
五、 简短的结论
藉由前述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提存制度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的系统比较，分析我国《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等现行法律规定，可知提存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古以有之的制度，有着统一的基础性特征。正是这些稳定的基础，才使提存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并为各国立法所接受。由于各国法典制定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因而在具体规则上有或多或少的分歧。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法律界新的历史任务。如何沿用原有的立法例，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取长补短的研究方法在学界蔚然成风，并直接影响立法实践。就提存制度而言，笔者认为应该从有利于经济流转的角度出发，在《合同法》第101至104条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合理性和严密性，赋予这项古老的制度以新的适用价值，进而实现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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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德国法典条文的引用均采此译本,以下不再单独注明.
[4]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5]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本文原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许霆案•何鹏案•葫芦案

内容提要：现代银行电脑系统具有二元化结构。电脑系统不但能够模拟银行管理者的正常职务行为，而且特定情形下，电脑系统也会模拟出银行管理者的异常职务行为，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许霆、何鹏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许霆案、何鹏案定性纷争、错判的根源在于刑法理论未能与时俱进，不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人力化、电子化、网络化三个阶段。在人力化阶段，完全是由人代表银行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交易的，人工作业，人的意志就代表银行的意志。

在电子化阶段，仍然主要是由人代表银行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交易的，电脑作为辅助工具被普遍使用。此阶段出现了第一代自动柜员机，此时的自动柜员机是单独模拟过去的银行工作人员，柜员机如果发生故障，有可能出现神经病人的特征[1]。

在网络化阶段，电脑代表银行成为交易主体，自动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交易，银行柜员反过来成为电脑的数钱工具。银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可是鲜为人知。此阶段出现了第二代自动柜员机，与第一代不同，第二代柜员机主要是模拟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手，柜员机如果发生故障，有可能发生给付错误，但不可能出现神经病人的特征。

银行网络化之后，银行都是以省级为单位，每个单位都只设立唯一一台服务器，在全省各地设立多个柜员窗口和自动柜员机，全省的柜台电脑及自动柜员机都是通过网线与银行服务器相连接，组成一个二元化结构的银行电脑系统。

银行服务器通过运行密码核对程序，核实客户的身份，通过运行存款程序，增加客户账户存款余额，作好存款记录，发出收进存款的指令办理存款业务，通过运行取款程序，减少客户存款余额，作好取款记录，发出支付取款的指令办理取款业务等，实际上是模拟银行管理者大脑的判断和决策，也就是银行管理者的意志。银行服务器是自动响应并处理各地窗口电脑和自动柜员机传送过来的存款、取款请求的，实现了无人值守，自动办理银行业务。银行服务器与自动柜员机配合，24小时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这就是所谓的24小时银行。

自动柜员机与柜台电脑加上柜员在性质上、功能上是相同的，都是银行提供服务的终端。柜员机运行执行程序，执行银行服务器的指令，收取存款，支付取款，此时柜员机相当于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手；运行密码核对程序，此时柜员机相当于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眼睛，核对客户的身份；运行客户请求收集程序，此时柜员机相当于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耳朵，其作用就是获取客户的存款、取款请求并传递给银行服务器（大脑）。实际上，自动柜员机就是模拟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手和感觉器官（眼睛、耳朵）。

综上，现代银行实现网络化，就是利用电脑技术模拟银行管理者，其中银行服务器主要是模拟大脑思维，自动柜员机主要模拟手的行为（数钱，收与付）和感觉器官（核对身份、接收请求）。银行电脑系统演变为二元化结构，都是由一台银行服务器（大脑），连接许多个（手、眼、耳）的组合体（电脑）组成的。在银行网络化之前，银行柜员加上辅助工具是一元化结构，自动柜员机也是一元化结构，都能独立代表银行意志，与之相比，二元化结构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第一代不同，第二代柜员机自己不能打开自己的付款开关，从而启动付款机构。所有柜员机的付款开关都掌握在银行服务器手里，不管自动柜员机本身是否有故障，没有银行服务器的指令（未经银行核实身份，未经银行同意），柜员机自己不可能打开付款开关，因此，认为利用柜员机故障取款的行为成立盗窃罪的观点，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银行管理者使用电脑系统模拟自己的意志和行为，用机器代替人，解放了自己，实现正常职务行为自动化。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因管理上的疏失，电脑系统也会模拟出银行管理者异常的职务行为，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此种情形的发生，《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89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215条明确规定银行自负其责。

何鹏案，何鹏供述自己只有10元的银行卡，莫名其妙地被充值为100万元，何鹏因此取款221次，取得42万余元。何鹏的账户是保存在银行服务器的数据库中，数据在保存时或保存之后，因为某种原因，使数据发生改变是有可能的，既可能被充值，也可能被减值。因为何鹏案没有查清故障原因，我们认定何鹏的供述是真实的，可以确定何鹏取款行为所使用的每台柜员机没有任何故障，同时确定银行服务器也没有任何故障。何鹏的取款行为，是在银行系统正常时实施的。本案的发生，实际就是银行服务器在保存何鹏账户余额数据时，因银行自身内部原因将何鹏的存款余额由10元变成了100万元，且没有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而引发的。

何鹏案，银行与何鹏之间发生了221次取款交易行为，成立221份储蓄合同。何鹏每次取款2000元的次数最多，当何鹏在柜员机上输入取款金额时，本来其账户余额不足，不可能取出现金来，可是银行服务器（大脑）因为记忆错误（在保存何鹏账户余额时发生一次错误）而误认为何鹏的账户是存款达100万的客户，正因为如此，何鹏能够成功取款221次（实际上，何鹏还可以继续取款，直到被银行发现或者余额小于100元为止），由于每一次交易都是因为银行方面有重大误解而成立交易合同的，因而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因此，何鹏案的本质不过是何鹏与银行之间成立221份可撤销的储蓄合同。

许霆案，银行与许霆之间发生171次取款交易行为，成立171份储蓄合同。许霆取款1000元的次数有167次，取款2000元的次数有4次，当许霆输入取款金额1000元或2000元时，本来其账户余额不足，同样是不可能取出款来的，可是由于自动柜员机程序有瑕疵，结果将许霆取款1000元或2000元的请求，篡改为取款1元或2元的请求，报送到银行服务器，服务器（大脑）是按许霆请求取款1元或2元来处理的，因许霆账户上有176.97元，每次请求取款的数额1元或2元小于账户余额，符合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服务器自动运行取款程序，记录取款金额、余额和日期，并发出付款指令，自动柜员机收到指令后，因其具有特殊的付款机制，从而发生给付错误，银行每次应该付款1元或2元的，实际支付给许霆的金额为1000元或2000元[2]。许霆与银行之间171次交易之所以能够成立，每次都是因为柜员机程序瑕疵篡改了许霆的取款请求，银行服务器（大脑）产生重大误解而成立交易合同的，因而合同也是可以撤销的。因此，许霆案的本质同样不过是许霆与银行之间成立171份可撤销的储蓄合同。与何鹏案不同的是，许霆案中每份合同还发生了给付错误。

无论是何鹏，还是许霆，他们在自动柜员机按键取款的行为，在本质上都只是向银行方面提出一个取款请求，这是可以得到自动柜员机生产厂商和银行技术部门证实的，不容置疑。即使客户没有那么多的存款，向银行发出取款请求，也就是签订储蓄合同的要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何鹏、许霆的行为，不但不构成犯罪，甚至连违法性都没有，银行方面因重大误解而双方交易成功，也仅仅只成立民法意义上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而已，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

在现代银行、证券、期货领域中，实际上都是电脑（机器）担任单位财物的管理者、保管人、经手人的角色，突破了刑法理论中的概念。对此，刑法学界及司法机关都没有引起重视，理论偏离实际，结果遇到何鹏案、许霆案，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思维混乱了，不能正确认识——在现代银行体系中，电脑（机器）代表银行，成为交易主体，独立按照银行管理者的意志实施处分银行资金的行为；机器知道，就代表银行知道；在一定条件下，机器和人一样，也会因重大误解与客户签订合同，也会发生给付错误[3]——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导致案件事实不清，此乃何鹏案、许霆案定性众说纷纭并最终酿成错案的根源之所在。





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参考资料：
[1]、2002年8月发生在英国考文垂建筑金融合作社的一台ATM机发生故障，导致其“狂吐”现金不止，不管人们输入什么密码，是否正确，取款机都会乖乖地吐出要求金额的钞票。类似的情形在十多年前的北京、纽约也曾经发生过，属于自动柜员机出现神经病人症状。
[2]、东方法眼网站：肖佑良.《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
[3]、自动柜员机因重大误解与客户签订合同（何鹏案）；自动柜员机因重大误解与客户签订合同，并且发生给付错误（许霆案）；自动柜员机单纯发生给付错误的案例，例如：2011年1月22日苏格兰邓迪市一台ATM机因装50英镑的钱箱被错误装入100英镑，结果发生取一送一，引起数十人排队取款，最后银行决定多取的钱送给大家。类似的错误在上海也曾经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