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盗窃案谈共同犯罪中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兼论“补强证据规则”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31日晚，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和在涪陵区龙潭镇街上，由沈某、廖某和勾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游某价值人民币3600元的摩托车一辆，该车由犯罪嫌疑人廖某单独销赃，所获赃款由犯罪嫌疑人沈某、廖某、勾某分用。
2007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在涪陵区百胜镇街上，由沈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刘某价值人民币3400元的摩托车一辆，后该车被公安机关查获没收。
证据分析：
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对龙潭街上次盗窃，其辩称站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虽知道其余三同案人盗窃，但并未参与盗窃的共谋，也未实施盗窃行为和分得赃款，对该次盗窃，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后二人因该两次盗窃已被判刑）则供述称，周某知道并同意了盗窃，其站在远处是起望风的作用。廖某供称“未分与周某赃款，是因为我们吵了架”。对百胜街上次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辩称“因为我和廖某吵架了，开始我不想去，他们中的一人喊我去耍，我是跟沈某、廖某和勾某一路去耍，未实施盗窃”，同案人沈某供述称“是我和周某盗的摩托车，推摩托车的时候，周某搭了一把力”，同案人廖某和勾某则供述称“是沈某和周某去偷的摩托车，具体怎么偷的不清楚”。同时，本案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等证据在案。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分歧观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共犯之间的口供只要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量刑，本案除周某外的各同案人的供述基本能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仍然是口供，不能互为证人。运用共犯的口供，仍然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如果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一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排除了串供的可能性；二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是依法获得的；三是各被告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各犯罪嫌疑人都到过现场以及各自在现场的活动；四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同案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仅据此就对其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同时，在有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补强作用足够时，可以依据同案人的供述与其余补强证据之间形成的证明体系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若补强作用不够，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据此，本案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首先笔者并不赞成第一种观点。同案人的口供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上，笔者认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属于证人证言。所谓犯罪嫌疑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承认犯有某种罪行所作的交待。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构成证人证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证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外的人，同案人口供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故在证据种类上不属于证人证言。
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明力大小，能否成为对其余犯罪嫌疑人的定案依据，笔者认为，还应当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同案人口供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深究该条之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该条中的“犯罪嫌疑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亦包括共同犯罪的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同案人口供相互印证的情况之下，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客观性就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存在非自愿供述与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因为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很有可能为了推托罪责，或者争取立功表现而作虚假供述。在有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共犯的供述在证据种类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即使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一致，供述之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故以不确定的口供来证实口供，其结论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即使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依然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故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笔者均不支持。
第二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对同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了解得最为直接和彻底，若其口供能在有他项证据以辅证下，真实可靠性得到证实，则该口供的证据能力就应该得到肯定。因此，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同案犯罪嫌疑人之口供，而应积极搜集其余证据以补强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使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锁链。注意搜集和运用其余证据，就必定涉及到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该项证据规则主要应用于英美法系，且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包括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方面。在英美证据法中，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对每一事实的虚假性进行证明时，对进行这种证明的证人证言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对口供补强作了相应的规定，虽然该规定较为笼统，但仍然可以认为刑诉法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即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补强证据须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同案人廖某、勾某的供述，并不会因为二人与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不处于同一追诉程序，在证据种类上就为证人证言，而仍然为被告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其参与了盗窃的共谋和行为的实施。其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在证实周某参与盗窃共谋和实施了盗窃行为两点上，大体上能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却不能相互印证。龙潭次盗窃，在盗窃现场，犯罪嫌疑人周某站在约100米远的地方，在此次盗窃中其作用均来自三同案人的口供，这几份口供对周某之作用的证实，因为无证据证明四人事前明显的共谋与分工，所以该“证实”可以说是均来自三同案人的“臆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实为“无证据的断言”。对百胜次盗窃，也仅有同案人沈某的供述证实周某在盗窃过程中有何具体行为。笔者认为，本案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周某参与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同时，本案虽有被害人失主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但该两项证据仅能证实摩托车被盗与犯罪嫌疑人廖某销赃的事实。就算该两项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供述的真实性，但在证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参与了盗窃的事实上，关联性不大。再则，廖某与周某之间有矛盾（双方都称有吵架的事实），不能排除该三同案人虚假供述的可能，也就无法利用该“不真实的事实”来进行“事实推论”，故该两项证据对同案被告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所起的补强作用并不大，证明力不强。同案人之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这几项关键证据之组合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仍然存在犯罪嫌疑人周某知晓盗窃且在现场，但仅为知情者而非犯罪者的可能，此时，本案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构成盗窃罪上，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作“无罪推定”，认定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近几年来，西方刑事理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推广与深入，要求办案人员在搜集和审查把握案件证据的时候，不应太依赖“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否则会有 “强行定罪”之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人的供述来证明其余同案人构成犯罪时，必须运用补强证据规则，借助其他证据来进行补强。并且，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的补强，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唯有如此，认定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才确实、充分。
黑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３号）
《黑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田凤山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７日
黑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利用，限制粘土实心砖的生产与使用，保护耕地，节约能源，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新型墙体材料，系指除用粘土或者掺粉煤灰等工业废渣烧结的实心砖以外的建筑墙体材料。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和使用建筑墙体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省墙体材料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规定。
市、县人民政府和行署指定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并接受上一级墙体材料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各级墙体材料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墙改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新型墙材料开发利用的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编制和组织实施本辖区新型墙体材料开发与利用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组织协调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生产和推广应用工作；
（四）组织收缴、管理和使用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用费；
（五）协调解决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六）实施墙改鉴定，处理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行署应当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墙改部门做好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利用工作。
第七条 各级计划、建设部门应当将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建设任务列入年度计划；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控制新建粘土实心砖厂用地，限制和减少已建粘土实心砖的取土用地；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引导支持乡镇墙体材料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并协助墙改部门做好粘土实心砖价外加收款的收缴工作。
第八条 对利用各种掺兑比例在３０％以上废渣生产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对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节能住宅按规定执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零税率。
对新型墙体材料的技术改造项目，计划部门应当优先立项，金融部门应当优先贷款，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优先保证用地。
第九条 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使用工业废渣时，工业废渣排放单位不得收取费用，有条件的应当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条 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可以按销售收入提取１％的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技术开发费。
第十一条 限制新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原有的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核实的生产量生产。
粘土实心砖的生产量，由市、县和行署墙改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规划，合理核定。
第十二条 凡框架结构的填充墙，不得使用粘土实心砖。
第十三条 市、县墙改部门对粘土实心砖的生产企业按每块砖价外加收０．０１元，并将价外加收款的９０％返还给企业，１０％缴当地墙改部门。向乡镇企业收取的价外加收款８０％返还给企业，１０％缴当地墙改部门，１０％缴当地乡镇企业主管部门。价外加收款应当专款用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价外加收款的使用办法，由省墙改部门会同省财政厅、省经贸委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凡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单位建造各类建筑，必须缴纳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用费（以下简称专项用费）。专项用费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９元收取。
未按规定缴纳专项用费的，规划部门不得发放规划许可证，建设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
未经省墙改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批准减免专项用费。
第十五条 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建设工程，可以采取先缴后退的办法，待建设工程竣工后，凭有关文件向墙改部门申请退还专项用费。
第十六条 专项用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制与开发；
（二）新型墙体材料的推广与应用；
（三）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四）墙改部门的经费支出；
（五）对在新型墙体材料开发与利用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第十七条 专项用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市墙改部门收取的专项用费，市、省按７∶３的比例分成；县墙改部门收取的专项用费，县、市或行署、省按８∶１∶１的比例分成。收取的专项用费全额上交财政、专款专用。专项用费的使用由县、市或行署、省墙改部门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使用计划，由财政部门审批后，按计划支出，并由同级财政部门监督使用。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新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的，由当地墙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处以３万元至５万元的罚款，或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原有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超出核定产量生产粘土实心砖的，由当地墙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视情节处以１万元至３万元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在框架结构填充墙使用粘土实心砖的，由当地墙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取消其申请退还专项用费资格，视情节处以３万元至５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条 未按规定缴纳专项用费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当地墙改部门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施工，补缴专项用费并处以违反规定金额的１０％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５万元，并按日征收１‰的滞纳金。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截留、挪用占用专项用费的，由省墙改部门提请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罚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执行。收缴专项用费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墙改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黑龙江省墙体材料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