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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成为了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备对其实行监督的宪法法律依据和职权。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的路径主要有建立信息网络、搭建意见交换平台、发检察建议及职务犯罪查处等。
　　【关 键 词】法律中介机构 执业人员 检察监督

　　一、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现状及评析
　　法律中介机构，当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要明白法律中介机构的定义首先要明确中介机构的概念。中介机构，即依法通过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向委托人提供公证性、代理性、信息技术服务性等中介服务的机构。那么法律中介机构就可以定义为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中介机构。从目前看，法律中介机构应当包括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专利代理机构、商标代理机构、版权代理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等社会法律服务机构。从全国范围看，法律中介机构及职业人员的数量可观，截止2010年3月，全国有3015家公证机构，1.2万名公证员； 2010年11月，全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发展到１．６９万多家，律师队伍发展到１９．４万多人” ；2011年4月18日，“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达4900余家，鉴定人约5.3万余名”。 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规模逐年扩大，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现状却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少数法律中介机构成为了司法腐败的温床 法律中介机构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机构，主要职责是搭建法律服务执业人员的职业平台，规范管理执业队伍，本应当是法治进程的助推器，但是时下的法律中介机构却乱象杂呈，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忽视队伍管理，纵容执业人员违法，甚至机构本身也参与违法犯罪，就某种意义而言法律中介机构成了司法腐败的温床。同样是一种伤情，在A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与在B司法鉴定所的结论不一致，相距甚远，有的司法鉴定机构与少数司法人员相勾结共同商定鉴定结论。有的司法鉴定机构与保险公司相勾结，成为交通事故伤残鉴定的指定机构，侵犯伤者的正当权益。司法部早在2005年就意识到了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相继出台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旨在规范司法鉴定，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律师事务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事人与法官建立联系的桥梁，特别是少数律师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法律掮客，当事人欲取得诉讼胜诉，少数律师则成了当事人行贿法官的中转站。一部分律师事务所每到节假日便会主动或被动与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进行联谊，其意图不言而喻。北京市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要公布一批违纪违规受到处分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截止2008年已经曝光8批，可见律师事务所违规违纪的情形之严重。少数公证机构违规出具公证书或是违规授权办理公证业务。少数法律中介机构成了司法腐败的温床。
法律中介机构的另一显著问题是内部管理混乱。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无序竞争、乱接案、乱收费等情形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二是少数法律服务人员，特别是律师成为了犯罪的高发群体 律师队伍犯罪高发成了中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原因很复杂，既有中国法治进程缓慢的因素，换言之，就是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差，但是也有律师自身的原因，即片面追求胜诉率、追求社会影响和地位，更主要的是极端追求经济利益，近些年来被处以刑罚的律师无不是这种因素的集合。2005年，安徽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牵出十几名“行贿”律师，其中六名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其中一名律师讲到“没有一个律师没做过这类事情”。 同样是在安徽，只是发生在2008年的芜湖，纬纶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张铁峰因为为“中国F1教父”郁知非担任辩护律师而向法官行贿受到审判，庭审查明张铁峰还有其他向法官行贿等行为，2009年6月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 2010年，北京律师樊勇因为向重庆法官行贿而获刑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轰动全国的李庄案，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律师队伍的某些乱象。黄松有案、杨贤才案涉及多名律师，其中影响最大的算是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陈卓伦。律师队伍问题多，成为犯罪高发群体已成不争的事实，令人深思。
三是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失控 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中介机构的主管部门，但是由于其职能和权力的限制，履行监管职责困难颇多。集中一点就是法律中介机构是服务性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济上和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没有依附关系，司法行政机关无力进行监管，有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由于工作经费得保障不是很好，还需要法律中介机构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之现状从根本上讲是我国仍处于法治建设的初期阶段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就是我国的法治国情所决定。但是从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本身角度讲，职业信仰则是重要因素。缺乏崇高的职业信仰，从而导致极端追求经济效益，极端追求经济利益则催生了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出现。
二、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检察监督的法理分析
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是从事法律服务，是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法律活动，从权利性质看属于私权性质。但是即便是私权也需要接受监督，因为这种私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一定的公权性质，和其他纯粹的私权有区别。从事法律服务是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公权力的对抗和制衡，反之，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是有法理依据的，主要体现为：　　
1、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折射了权力制衡的理念 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从事法律服务也是行使权力，一切权力都需要受到监督与制约。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现状正好印证了其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的哲理。现代律师制度正是权力制衡的产物，当然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对抗和制约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公权力的过分强大，从而达到权力相对平衡，实现保护人权和达到法治的目的，但是制衡是相互的，公权力需要制衡，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行使权力也需要制衡，只有这样权力才不会失衡。因此从权力制衡理论上看，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是有理由的。
2、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是目前法律服务乱象呈现的现实回应 笔者在第一部分评析了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存在的问题。管理混乱，中介不中立，少数执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职业操守差，司法行政部门内部监督不到位，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规违法甚至犯罪时有发生，这是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现状。要改变现状，强有的外部监督是必须的。检察机关是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权力和其它条件，因此对法律中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法律监督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是最直接、最合理和最有效率的选择。
　　3、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顺应了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建设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旧的管理制度被打破但新的管理制度并没有随之有效的建立起来，导致管理缺失，无序状态日渐明显，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基本要义就是以制度、以程序、以法律管人管事，让一切都在“法”的轨道上运行。要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所有法律人共同奋斗，更需要每一位法律人更加信仰、崇尚、遵守法律，成为全社会的楷模，如果法律人自身不信仰、崇尚、遵守法律，那建设法治国家就会是一种奢望。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和执业人员，尤其是律师本身就是法律共同体，法律人，如果在带头践踏自身信仰，带头违法犯罪，带头破坏法治进程，那么何谈法治国家、法治社会。2010年中央针对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检察机关理所应当地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也顺应了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建设的需要。
三、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检察监督之宪法法律依据
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检察监督不但有法理依据更有法律依据。
一是宪法依据，宪法给予了检察机关明确的法律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广义而言就是对所有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工作人员、各社会组织及公民执行、遵守国家法律的情况进行程序性和实体性监督，理论界称之为全面监督。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等国的检察监督是全面监督。从我国的检察实践看，目前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集中在诉讼领域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的监督，换言之，主要是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我国的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多数本身是从过去的公职机构、公职人员改制而来，现在有的还是国资性质，比如国资律师事务所，他们是法律共同体和法律人，所从事的是法律服务工作，与法律及法律监督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更因为其权力性质不是纯粹的私权。因此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应当属于检察监督的范围。
二是法律依据，多部法律明确规定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应当接受监督，当然包含检察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第三款规定“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这是宪法明确规定，因此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应当接受检察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刑事诉讼自然包括部分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特别是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刑事诉讼活动，因此这些主体及诉讼活动自然要接受检察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六条分别以伪证罪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对部分从事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做出了规定，这也是接受检察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自然包括代理人等人的活动。所以对法律中介机构实行检察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
四、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检察监督制度路径选择
由于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检察监督是一个新课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较少，因此现成的监督路径还比较缺乏，笔者认为可以做如下选择：
一是构建信息举报网络，这是进行检察监督的基础性前提 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法犯罪目前还比较大量的存在，但是检察机关要获取信息还是有较大难度，因为违法犯罪行为多数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作为委托人一般是不会举报自己的代理人、辩护人的或者其他为委托机构的，除非是他们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或者借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谋取不当利益。要获取信息，检察机关职能另辟蹊径。首先是广泛宣传，发动民众，特别是争取对方当事人提供信息。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有无违纪违法行为作为对方当事人是有可能感知或知道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提供。其次是与司法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建立信息渠道，互通信息，相互协助。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会发现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违反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及时获取信息。第三是提高检察人员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的能力，获悉有价值的信息。检察机关在办案或是检察人员在社会交往中多留意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情况，从中可以获取信息。自侦部门、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时能够发现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违法犯罪线索，比如提供伪证、行贿办案人员、有意识地引导办案人员进入误区等。民行检察部门在办理申诉案件时也有机会发现违法犯罪线索，比如代理人提供假证、伪证，民事诉讼证据的随意性较大，代理人可以采取许多手段向办案部门提供不实或纯粹的伪证，误导办案人员的审查。还可以通过审查，发现其在人民法院民事、行政诉讼期间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是向法律中介机构发检察建议，这是实行检察监督的重要途径 检察机关发现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向法律中介机构发出纠正违法的检察建议，督促其改正。执业人员受到刑罚处罚的，检察机关应向该机构发出加强整改和管理的检察建议。检察建议发出后应进行跟踪，查实整改情况，并要求法律中介机构做出书面回复。
三是与法律中介机构的主管部门建立惩戒意见交换平台，这是实行检察监督的有效途径 法律中介机构的主管部门承担着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教育、管理和惩戒职责，检察机关可与之建立惩戒意见交换平台，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法犯罪需要惩戒的向主管部门提出惩戒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对某公证处或公证人员有违法行为，可以向其主管部门建议进行调查。某律师受到了刑法处罚或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其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时，可以向其主管部门提出惩戒意见和建议。目前，司法部出台系列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管理办法，检察机关应积极与其主管部门交换意见，从而实现有效的检察监督。
四是发挥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职能，这是实行检察监督的最有力手段 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涉嫌犯罪，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检察机关则应充分履行职责，严厉予以打击。比如，法律中介机构或执业人员向警察、检察官或法官行贿，法律中介机构或执业人员伙同审判、执行人员贪污执行款等，检察机关都应予以查处。
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文只是初略探讨。

　　李 健 威远县人民检察院

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复议范围问题
瑞安市工商局黄宗华


在我国，行政复议是与行政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救济制度。它运用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关系，由上级机关纠正下级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行政复议的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有所区别。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自身特有的优势，能够有效地弥补行政诉讼制度在给予相对人权利救济时的某些局限性，能够使相对人权利得到更直接、及时、全面的保护。因此，行政复议是一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法律制度。1999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以下简称《复议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

众所周知，《复议法》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充分地考虑到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了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范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这些行为违法或者不当，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同时，如果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还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水平，是法制进步的要求，更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独特价值的体现。
作为国务院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行政复议工作历来十分重视，早在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件》颁布之前，就在一些法规中给予相对人行政复议权。现阶段，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相对人的复议范围与《复议法》中的规定是一致的，即凡是相对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使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提出复议。然而由于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下简称县级工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所（以下简称工商所）之间的设置方式、权限划分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省级以下）之间的设置方式、权限划分是不同的，故而，县级工商机关与其上级工商机关的复议范围也是不同的。那么，县级工商机关受理复议案件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即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时，县级工商机关对工商所作出的哪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受理，哪一些不可以受理呢？

按照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工商所行使职权时有两种方式，一是上报县局、以局名义作出，二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毫无疑问，对工商所上报县局、以局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的，其复议机关依法是县级工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即地区级工商机关。然而，当工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相对人不服时，县级工商机关可不可以受理其复议申请？可以受理哪一些复议申请？这在实践和理论中，是存在争议的。

一种意见认为，工商所（站、队、分局等）是县级工商机关的派出机构，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工商所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县级工商机关只能受理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提出的复议申请。如果工商所不是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即使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也不应是县级工商机关。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局市场管理所在2000年1月20日，联合瑞安市城关镇城建监察中队管理无照经营的沙河底菜市场，拆除了部分摊位。沙河底居委会以我局市场管理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为由，于2000年2月向我局申请复议。复议期间，沙河底居委会又以我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为由，将我局作为被告，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局向法院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沙河底居委会既以市场管理所为复议被申请人向我局提出行政复议，同时又以同一理由在复议尚未终结期间将我局列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无论是将我局或将市场所列为被告，诉讼结果可能相同，但沙河底居委会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复议法》的相关规定，滥用了诉权。瑞安市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我局市场所不能以自己的名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我局派出机构，其行政行为可以视为我局行政行为，因此我局受理沙河底居委会的复议申请本属错误，将我局列为被告没有什么不妥。应当指出，我局提出答辩理由后，瑞安市人民法院是相当重视的，经多次研究并经多方请示，才作出开庭审查的决定。因此，瑞安市人民法院的看法，代表了现阶段审判机关的普遍看法。

另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工商所是县级工商机关的派出机构，尽管它行使的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权，但只要它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的，县级工商机关都可以受理。理由是，我国建立和健全行政复议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越权执法本身就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所以，无论工商所行使了何种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要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以其名义作出的，行政复议机关理应是县级工商机关。当然，按照《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不服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也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现阶段是实行垂直领导的，县级工商机关是地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直属机构，因此，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只能向县级工商机关提出。这样才是《复议法》的本意，符合法律的立法精神。以上述的沙河底居委会诉我局强制措施违法为例，尽管拆除摊拉不是我局市场管理所的权限范围，但既然市场所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通告、并在市局未知的情况作出了拆除摊位的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无论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政诉讼被告，都应该是市场所，而非我局。我局受理相对人的复议申请完全体现了《复议法》的立法精神。很难想象，假设我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了国务院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相对人将朱?基总理告上法庭是怎样的一番法律奇观。瑞安市人民法院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宗旨。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除直接规定工商所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外，还有二种例外情形。一种如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处罚职权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的："下列处罚种类和幅度，经县（市、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这种原则上可以由工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但必须经过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为谁，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认为，派出机构与设立它的政府工作部门同属一个系统，且在行政关系上和业务关系上均存在密切的领导关系，为了防止部门保护主义，对该种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应当向县级工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县级工商机关依法批准工商所在一定种类和幅度内，可以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处罚时，往往采取抽象行政行为形式，即普遍授予下辖工商所都可以拥有这种权利。相对人不服此种行政处罚时，可以对县级工商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一并提出审查申请，但不能直接以县级工商机关为复议被申请人。其次，即使县级工商机关直接参与到具体行政行为中去，批准工商所可以就某个案件在一定种类和幅度内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处罚，也并不等于说，这个行政处罚是由县级工商机关决定的。从法律上来说，"决定"和"批准"是由本质区别的。"决定"意味着工商所在该项具体行政行为中丧失了决定权，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作出。而在"批准"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第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仍是以工商所名义，而非工商局名义；第二，县级工商机关并没有对整个具体行政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只不过起着许可工商所某种建议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原则性的、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排除对工商所的指导和监督功能。因此，相对人对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的复议机关，仍应是县级工商机关。

另外一种情形比较复杂。如《浙江省取缔无照经营条例》第八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无照经营时，需要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决定"，而第十六条规定："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所决定。但罚款一千元以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二千元以上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如果某工商所在查处无照经营时，既需要实施查封、扣押措施，又只对相对人给予一千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复议机关到底为谁？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应分别而论：1、相对人只对工商所的行政处罚不服申请复议，那么行政复议机关显然只能是县级工商机关。2、相对人既不服行政处罚，也不服查封、扣押措施，但直到处罚决定作出后才提起行政复议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行政复议机关仍应是县级工商机关。因为，复议机关保护的是相对人的最终利益，工商所的行政处罚一旦被确认为违法或不当，那么，由查封、扣押措施造成的损失应当一并赔偿。如果查封、扣押措施没有违法或不当，而仅是工商所的行政处罚违法或不当的，显然，相对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查封、扣押时，其合法权益并没有受到侵害，无论向哪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都意义不大。同时按照我国《复议法》规定，相对人申请复议时，一不能越级申请，二不能同时向两个部门申请，更不能向二个有层级关系的部门申请，三从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完整性来说，也不应当将一个案子拆为两半。为充分体现《复议法》对相对人及时、便民、全面的保护原则，对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由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是最适合的。3、如果相对人仅对查封、扣押措施不服，那么受理复议申请的机关应当是县级工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这与第二种情形中的查封、扣押措施应有所不同。尽管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实施查封、扣押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工商所的行政处罚的目的，但相对人要求保护的标的显然不同。一种是相对人认为工商所的行政处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一种是相对人认为查封、扣押的措施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两者具有明显区别。复议机关在受理复议申请时，不仅要充分掌握法律的原则和精神，还要充分考虑申请人的要求和目的。
行政复议是公民权利的一种救济手段，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是推进依法行政的新的重大举措。理顺和明确县级工商机关的复议范围，必将进一步发挥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制度及时、便民、成本低等优越性。我们认为，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中，对县级工商机关的复议范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和分歧，但是，县级工商机关可以受理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以自己名义作出的一切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是符合法律的宗旨和精神的。只有这样，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才能充分发挥其对下级机构的监督作用，确保规范执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OOO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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