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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因此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审判实践中往往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是否与随身携带物品密切相关和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以期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八）》背景下的扒窃行为应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前提。说起扒窃可能很多人都心领神会，但往往无法精确解释其含义。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要件一般没有争议，但扒窃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则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刑法上扒窃的前提要件，主要理由：第一，限制解释方法的必要，扒窃来源于公安民警一线的反扒斗争，其约定俗称的场景便是针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盗窃行为，提起扒窃，民众出现在头脑中的场景也是车站、商场、马路等公共场所发生的盗窃，实在难以将在公共场所以外的偷窃比，如办公室、私人住宅里面的盗窃与扒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的语义解释并未明确该前提，但作为法律用语应以合乎立法目的为指导作出扩张或限制解释，刑法上的扒窃应作出小于其语义含义的限制解释，将其限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前提下；第二，从立法本意推断扒窃的前提应是公共场所，前文已述扒窃行为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的原因是其发生在公共场所，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之外，更使得民众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因此产生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才能使不特定民众看到并感知从而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换言之这种较一般盗窃更严重程度的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方能得以彰显。脱离了公共场所，这样特定条件的盗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扒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扒窃行为的一个要件。

　　二、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本来就将这个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之所以将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不仅仅因为该行为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由于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每个人对中文顿号不同功用的理解其对本条含义也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相并列即携带凶器扒窃才是单独的盗窃罪入罪条件另；另一种观点认为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单独入罪条件，赞成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文理解释上看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可以视为罪状的一个完结式表述即可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或携带凶器扒窃的两种类型，第二、单纯的扒窃行为不具有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修正之前扒窃行为除了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或者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条件以多次盗窃加以定罪之外，都只是作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加以处理，将其直接升格为犯罪的构成条件会不适当地扩大盗窃罪的定罪范围，刑法处罚的范围也混淆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边界，第三、携带凶器扒窃的场合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一旦扒窃行为被被害人或第三人识破，被害人或第三人对其抓捕制止要求其返还财物等情况下，行为人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而达到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同的危害程度，相比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扒窃作为一种单独入罪条件与其他四种情形相互独立彼此并列因而不需要有携带凶器的限制，理由如下：首先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在宏观整体把握这一条文时容易发现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四个词之间都是用顿号隔开的，而顿号本身的作用就是让所连接起来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由于条文中的标点符号作为刑法条文的组成部分，对准确表达立法意图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都是经过严格审议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因此单从法条标点符号本身含义来解读条文是能够得出扒窃与其他几种盗窃情形处于并列地位的；其次从逻辑上来看，扒窃本属于盗窃的一种类型，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自然就会包括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况且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考虑到扒窃比一般的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既然刑法已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将携带凶器扒窃重复列入罪状。

　　综上，《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和是否携带凶器扒窃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田阳县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和行办发〔2007〕27号

关于印发《和田地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行署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事业、企业单位，驻和各单位、部队，各群众团体：
　　《和田地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办法》已经2007年3月22日行署第三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和田地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
备案审查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法监督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和田地区各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受委托组织的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报送备案审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行署统一领导全地区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并对各县（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监督。
　　行署和县（市）人民政府是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机关，其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工作。
　　行署法制办公室负责全地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
　　第四条　下列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报送备案：
　　（一）责令停产停业的；
　　（二）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
　　（三）对公民处5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2万元以上罚款的；
　　（四）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价值1万元以上的；
　　（五）行政拘留；
　　（六）劳动教养；
　　（七）其他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行为。
　　第五条　作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的机关（以下简称报备部门），应当在作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后15日内依照下列程序报送备案：
　　（一）行署作出的重大行政行为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二）县（市）人民政府、行署所属各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法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作出的重大具体行政行为报行署备案,行署法制办公室具体承办备案工作。
　　第六条　报备部门备案时应当向有备案管辖权的机关（以下简称备案部门）提交备案报告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报送电子文本。备案报告的格式由行署法制办公室统一规定。
　　第七条　备案部门应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30日内对材料进行审查，审查事项包括：
　　（一）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三）适用的依据是否正确；
　　（四）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五）需要进行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备案部门在备案案件审查过程中，根据情况可以调阅报备部门的案卷材料或者要求案件承办人说明情况，报备部门不得拒绝。
　　第九条　备案部门在审查中发现报备部门作出的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作出的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不合法或者显失公正的，提请行署制发《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备案处理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撤销、改变原处罚决定；需重新作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的，应当重新作出（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案件除外）。
　　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书不规范的，由备案部门制发《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备案审查建议书》，建议报备部门以后改正。
　　第十条　报备部门应当在接到《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备案处理决定书》或者《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备案审查建议书》之日起30日内，将办理结果报告备案部门。
　　第十一条　建立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案件统计报表上报制度，报备部门应当于每年7月5日和次年1月5日前，将半年所处理的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决定案件统计表报送行署法制办公室。
　　第十二条　备案部门应加强对报备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下列情形，应当对报备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
　　（一）在规定期限内应备案而不备案的；
　　（二）备案报告不符合规定格式的；
　　（三）不按规定报送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的；
　　（四）拒绝调阅案件材料或说明案件情况的；
　　（五）拒不执行备案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的。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和田行署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