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1990年6月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21号令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本市军人的抚恤优待工作，根据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抚恤优待对象和家属的范围，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主管全市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区（县）民政部门主管本区（县）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在抚恤优待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县）或乡（镇）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五条 现役军人死亡，确定为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或病故军人后，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发给家属一次性抚恤金。具体标准按照民政部、财政部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一次性抚恤金发给的顺序为：
（一）有父母（或抚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二）有配偶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或抚养人）又有配偶的，各发半数；
（四）无父母（或抚养人）和配偶的，发给子女；
（五）无父母（或抚养人）、配偶、子女的，发给未满十八周岁的弟、妹；
无上述亲属的不发。
第七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增发一次性抚恤金。增发比例按照《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经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批准，核发《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凭证领取定期抚恤金：
（一）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属于农业户口的；
（二）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属于非农业户口而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收入的，或虽有一定生活收入，但达不到当地一般群众生活水平的。
（三）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未满十八周岁子女，或虽满十八周岁因在学或伤残而无生活来源的；
（四）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弟、妹，且依靠军人生前供养的；
（五）革命烈士的配偶再婚后属于孤老的，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不能维持生活的。
第九条 定期抚恤金的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并参照民政部、财政部制定的定期抚恤金标准制定。
第十条 曾被军区（方面军）以上机关授予荣誉称号的革命烈士的家属，以及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是孤老或孤儿的，其定期抚恤金在基本标准之上再增发25％。
第十一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人员死亡时，加发半年的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定期抚恤金领取证》。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十二条 退出现役后没有参加工作的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抚恤金以及符合护理条件的护理费，由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发给。
退出现役后参加工作的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保健金，由其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发给；已离休、退休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发给，符合护理条件的，其护理费由发给离休、退休费的单位发给。
第十三条 伤残抚恤金和伤残保健金的具体标准，按照民政部、财政部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分散供养的，由其家庭户口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接收安置。
负责接收安置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妥善安排他们的住房；对家居农村需要建房的，经费由区（县）财政解决。
本人、配偶及十八周岁以下子女（包括已超过十八周岁但仍在学或因残疾无劳动能力的），属于农业户口的，转为非农业户口；从本市农村择偶的，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外地农村择偶的，准予进津落户，并转为非农业户口。
配偶符合招工条件的，在同等条件下，由区（县）劳动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招工单位应优先录用。
第十五条 领取伤残保健金人员的工作单位，不得因其伤残而解聘。确需解聘的，须征得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同意。
第四章 优 待
第十六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按照当地乡（镇）一个整劳力年均收入或人均收入的标准发给优待金。优待金由乡（镇）人民政府采取统筹平衡负担的办法筹集，统收统付，专款专用，当年兑现。
优待金从乡（镇）企业筹集的，在税前的10％补助社会性开支中列支。
义务兵在服役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或立功的，可适当增发优待金。具体办法由区（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七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非农业户口且有工作的，按下列规定享受工资待遇：
（一）从企业单位入伍的，由原单位照发其标准工资（学徒工发原生活补贴，熟练工发熟练期工资）和五元副食品价格补贴；
（二）从机关事业单位入伍的，由原单位照发其基础工资、职务（岗位）工资和工龄津贴。
（三）义务兵入伍前是合同制工人，在服役期间原订合同期限已满的，原工作单位应根据服役证明仍按合同制工人对待，并按本条第（一）项或第（二）项的规定发给工资。
义务兵入伍前是非农业户口但无工作的，从义务兵批准入伍之月起，由原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具体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优待金由市财政专款解决。
第十八条 农业户口的孤老优抚对象免除负担集体提留与统调工；现役军人不计入家庭人口摊派提留和负担义务工；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免服义务工。
第十九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伤残需要配置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的，由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负责审批、配置。
第二十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公民同等条件下，享受下列优先待遇：
（一）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乡镇企业的职工录用；
（二）学校对学员的录取，幼儿园、托儿所对幼儿的入托；
（三）中等以上学校助学金待遇的取得；
（四）疾病治疗的挂号和就诊；
（五）扶持生产、社会救济款物的领取；
（六）各种贷款的取得；
（七）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
（八）公有房屋的分配、购买；
（九）农村建房用地分配及建筑材料的购买。
第二十一条 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和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伍军人报考中等学校、高等院校时，录取的文化或身体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适当放宽并优先审查录取。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分配职工住房时，对服现役的义务兵应计算为家庭实有在津人口，复员退伍军人在部队服役的军龄和待分配时间应计算为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第二十三条 未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的家属住房困难，家属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按本单位双职工待遇解决；家属无工作单位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第二十四条 交通部门应给予革命伤残军人和现役军人优先购票的优待；有条件的车站、码头、机场应为革命伤残军人和现役军人设置专门的候车、候船或候机室（席）。
第二十五条 复员军人未参加工作，因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按照规定的条件由区（县）民政部门发给定期定量补助。具体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
第二十六条 义务兵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病或其它慢性病，退役后未参加工作并生活困难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七条 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复员退伍军人病故后，由区（县）民政部门增发半年定期定量补助金，作为一次性补助，同时注销定期定量补助领取证件。
第二十八条 优抚对象享受《条件》和本办法规定的抚恤、补助或优待金后，生活仍有困难，属于农业户口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给予优待照顾；属于非农业户口有工作的，由所在单位按照职工困难补助的有关规定从优解决；属于非农业户口无工作的，由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
镇）人民政府给予优待照顾。
第二十九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现役军人家属以及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因病治疗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由当地卫生部门给予减免。具体办法由区（县）人民政府参照市民政局、卫生局、财政局的有关规定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亦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三十一条 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和因参加军事训练伤亡的民兵及其他人员，其抚恤参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军人抚恤优待的其他事项，按照《条例》和民政部的解释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以前颁布的有关军人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同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0年6月6日
惩罚性赔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张爱军
【内容提要】 在中国传统的民法理论中，惩罚性赔偿受到一贯的忽视。实际上，这种与补偿性赔偿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以其全面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越来越对当今民法学领域特别是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实践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正由英美法系国家向大陆法系国家延深和扩展，由侵权纠纷向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并重的方向延深和扩展。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在合同责任（或产品质量责任）方面首开惩罚性赔偿之先河，并在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当然这是可喜的进步，但现行的规定远远未能充分发挥这项制度应有的作用。在尽可能地抵制其副作用的情况下（例如对惩罚性赔偿额度在立法上作出一些明确的限定），适当地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侵权和合同纠纷、妨害民事诉讼等多个领域，并以侵权行为人或违约方的“故意”或“恶意”作为适用之基本条件，则会补充当前损害赔偿制度的若干漏洞，全面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则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事法的惩戒、教育和示范的功能，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 损害赔偿 侵权行为责任 违约责任
一、惩罚性赔偿问题的提出
关于民事赔偿的性质，在传统民法中一直少有争议。主流观点即“补偿性为主”一以贯之，成为通说。“违约赔偿的目的在于对被违约方的救济，不在于对违约方的制裁”①；“违约损害赔偿的首要目的是补偿原告，而不是惩罚被告。所谓补偿主要是针对财产损害（pecuniary loss）而言的”②。在侵权行为之债的损害中，“到底赔偿义务人要补偿什么，只能由赔偿义务目的中寻求答案，在所有损害赔偿的情形中，所共通的是受害人就其所受之损害应获得‘填补’（补偿Ersatz）。损害赔偿要赔什么，并不是依处罚原则Sanktionsprinzip，也不依阻吓原则Praeventionsprinzip，而依据‘均衡之考量’③。此种考量系以受害人之利益为准则，不以赔偿义务人之行为作基准。受害人因一定过程蒙受不利，他人就此过程应负责任，加以填补（回复原状）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或是司法实践中，均未对惩罚性赔偿的原则予以断然否定。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颁布以来，惩罚性赔偿原则即作为一项法定的特殊赔偿原则纳入学界的视野，但遗憾的是仍只局限于产品责任制度之中，在众多的其他民事赔偿领域，惩罚性赔偿仍未能谋得一席之地。
与学者们对其他领域的研究相似，司法实践的要求必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之探讨的起源。
1、“王海现象”的启示
随着舆论界的推波助澜，知假买假的王海迅速成为公众人物，并引起竞相效仿。从一个简单的“王海”到“王海们”，再到形成“王海现象”，直至这种现象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中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的讨论此起彼伏，与此有关的诉讼接连不断，“打假公司”几欲成为一项产业。从个案的处理结果来看，各地法院采取的态度不尽相同，学界对“王海现象”也是褒贬不一，但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的首次确立，给中国法学界和经济界带来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
固然，对消法中“消费者”一词的含义在理解上的分歧，以及对知假买假的“王海们”如果受消法的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严重程度的争论，再加上一些法院（现在看来是更多的法院）对“王海们”和“打假公司”给一纸败诉判决了事，使我国现行民事实体法律中唯一明文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的适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听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到底在多大的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适用惩罚性赔偿作为调节民事赔偿法律关系的手段，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而不至使“法律从原国家层次的德治工具论经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沦为或庸俗化为个人直接实现其物欲的工具”①，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2、惩罚性赔偿的含义的界定
为了主题的清晰和逻辑的严谨，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含义作一个准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论证才是有效的和有意义的。严格地说，本文的研究对象应称为“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 ）、“惩戒性的赔偿”、“证实性的赔偿”， 也称“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②，是对于真实赔偿的一种“附加”的补偿。其目的是补偿原告所遭受的、法院所认定的、由被告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在实践上，这种赔偿是对被告的一个惩罚③。
3、本文所研究的惩罚性赔偿的范围
也许是由于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常被认为是一种类似惩罚性的赔偿，所以在一般层次上常常导致
一种概念上的混淆。以下的图示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作一形象的阐释：
图 示
第一椭圆系表示非财产上之损害（non-pecuniary loss）赔偿（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大陆法学界普遍译为“精神损害”赔偿）①。其中的A区指过失侵权行为引起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B区指过失违约行为引起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C区指故意侵权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D区指故意违约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E区指各种惩罚性赔偿责任中不需要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部分。显而易见，A+C是全部的侵权责任，B+D是全部的违约责任，第二椭圆包括的对象是全部种类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也就是本文的讨论范围。其中的C、D两区系非财产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重合，纳入这两部分的赔偿责任，不仅需要承担对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而且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因为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有惩罚的性质，所以有学者将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归入惩罚性赔偿②。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包括本文图示中的两个椭圆；本文讨论的对象是狭义的惩罚性赔偿，并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由于民事责任领域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二元划分的缺陷，图示中的“A+C"区与“B+D"区常常发生竞合，但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且为了分析和表述上的方便，笔者亦作了泾渭分明的划分，但在此特别予以说明。
二、比较法的观察——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起源和现状
1、对历史的扫描
有人认为，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的法律，也有学者认为多倍的赔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罗马和埃及已采用③。在罗马法中甚至已产生了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观点④。 有人考证，在中世纪英国已产生惩罚性赔偿制度⑤， 当时主要适用于欺诈和不当阐述⑥。
在我国古代，也有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在汉代⑦，就有“加责入官”之制。《周礼·秋官·司历注》云：“杀伤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县官。”所谓加责，就是在原来责任的基础上，再加一倍。加责入官制度经过演化，在唐、宋时代形成了“倍备”制度。在唐朝和宋朝的立法中，定有倍备制度，即加倍赔偿，在原来的损失要全部赔偿的基础上，再加一倍的赔偿。这种制度的适用，主要是盗窃赔赃。《唐律》和《宋刑统》的“征赃”条文中，都规定“盗者，倍备”，并疏议云：“谓盗者以其贪利既重，故令倍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在宋朝后期，发现对盗者加倍赔偿，多有不合理之处，故“近来盗赃多不征倍，倍备之律，伏请不行”。 在明代，设有倍追钞贯制度，《明会典·律例·仓库》“钞法”规定：“凡印造宝钞与洪武大中通宝，及历代铜钱相兼行使，其民间买卖诸物及茶盐商税，诸色课程，并听收受违者，杖一百。若诸人将宝钞赴仓场库务，折纳诸色课程，中买盐货，及各衙门起解赃罚，须要于背用使姓名私记，以凭稽考。若有不行用心辨验，收受伪钞，及挑剜描辏钞贯在内者，经手之人，杖一百，倍追所纳钞贯，伪挑钞贯烧毁，其民间关市交易，亦须用使私记。若有不行仔细辨验，误相行使者，杖一百，倍追钞贯。只问见使之人，若知情行使者，并依本律。”这里的倍追钞贯，就是加倍追罚，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意思。 在旧中国改律变法以后，采取了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模式，所以在以后的民法中，就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了①。
其实很明显，从汉代的“加责入官”之制，到《唐律》和《宋刑统》的“征赃”，直至明律例中对收受和使用假货币给予的惩罚性的处理，都具有浓重的行政惩罚色彩，其加倍征收的款额是收归国库，并非作为对受害方的赔偿。既如此，将其看作一种刑罚中的罚金刑反而更为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本文的主题似乎发生了冲突，但从中国法律史学的角度观察，“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以刑为主”这些传统的法律思想和立法司法的实践，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将这些现象的存在解释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古代的萌芽。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最初起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 v. Money一案中的判决②。在美国则是在1784年的Genay v. Norris 一案中最早确认了这一制度③。17世纪至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私通、诬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至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已被法院普遍采纳④。
2、英国法
在英国，惩戒性赔偿制度有时遭到批评，理由是一个民事法院与“惩罚”无关。不过，在1964年的Rookes v. Barnard一案中，贵族院确立，惩戒性赔偿只在如下的案件中适用：
A）政府雇员而“不是”私人或者公司之压迫的、专横的或违宪的行为；
B）被告故意地和侵权行为性地干涉了原告的贸易，而且，被告由此获得的不当利益超过了他对原告支付的赔偿；
C）成文法明确规定的惩戒性赔偿。
上述这些原则被贵族院在1972年的Cassell & Co. Ltd. v. Broome 一案中再次确认⑤。
在英国合同法中，一般而言，只要证明当事人存在欺诈，损害赔偿的范围将是广泛的，因为损害赔偿的目的是，使听信虚假陈述者处于假如没有虚假陈述的情况下他将处的状况。这实际上是强调诉讼的侵权性质①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的合同法中，不仅没有明确指出应当在违约行为（即使是严重的故意违约）中适用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或禁止这种赔偿责任，有时尽管这种责任是合同双方在契约中明确约定的。所以在英国合同法中，区分约定赔偿金与罚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条款被认定是一个罚金条款，那么，它就是不能强制实施的；如果它被认定为是一个违约金条款，就是可以强制实施的。上议院的Lord Dunedin法官通过著名判例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1915)，总结了区分违约金和罚金的一般指导原则。他指出，A）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使用了“罚金”或“违约金”字样的，表面上可以认为他们所用的措词就是指他们所配的内容。但是，当事人的用词不是决定性的。当事人说明是违约金的，法院也可以判决属于罚金。当事人说明是处罚条款的，法院也可以判决属于违约金条款。关键在于，法院必须根据案情查明，双方当事人规定的支付条款事实上是一种罚金条款，还是一种约定违约金条款。B）罚金的实质是将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作为对违反合同的当事人的一种恐吓，违约金的实质是对损害赔偿或违反合同造成的损失的事先估算。C）一项约定支付的款项到底是罚金还是违约金，是一个解释问题，要根据每份合同的条款和内在情况作出决定。判断合同条款和内在情况的时间，是指签订合同的时间，而不是违反合同的时间②。
以下的办法可以帮助确定一个条款的性质——
A）如果一项约定支付的款项与违反合同后可以明显证明发生的最大损失相比，在数量上显得太大或者是不合良心的，那么，它就是一笔罚金。
B）如果当事人违反合同的义务只是支付一定的货币，而合同中约定在当事人违反合同时应支付的款项大于该当事人在合同义务下应当支付的款项（换言之，如果一个合同条款规定，当事人违反合同未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必须支付一笔更大数额的货币），那么，该款项是一笔罚金。
不过，后来的判例表明，为到期的应付款项支付利息是可以接受的，因而不在此限。
C）如果合同规定，只在某一个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才支付一定的款项，那么，只要这项规定不违反前述规则，它就是一笔约定违约金。
从目前的情况看，约定违约金条款大多出现在标准格式的建筑合同或施工合同中。
D）在这方面，法律上存在这样一种假定（这只是一种假定，当事人可以用事实推翻这个假定）：如果合同条款规定，在某一个、几个或者规定的所有各种事件发生后，违反合同的当事人都必须支付一笔款项，而这些事件如果发生，有的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只会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失，那么，该笔款项就是一笔罚金。
1993年，一场与港府有关的官司一直打到了英国枢密院。这就是Philips Hongkong Ltd v. AG of Hongkong(1993)。
原告是香港一家公司，被告是香港政府。双方协商签订一份合同，被告雇用原告为一条新建的道路和隧道设计并安装一套计算机监控设备。合同中的约定违约金条款规定，原告应当及时完成一些关键工作，从而使整个工程的其他承包商能够顺利完成各自的工作，保证工程顺利完工。如果原告未能及时完成这些关键工作，他对于使整个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必须给予额外的违约金。原告后来未能按照要求履行合同，但却辩称，他们虽然拖延完成合同上规定的工作，但不应向香港政府交付违约赔偿金，因为该条款相当于一个惩罚条款，实质上是一笔罚金，是不能强制执行的。一审法院和香港上诉法院均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枢密院作出了维持的判决，在判决中指出，要决定一个条款是一个罚金条款，还是对原告损失的预先估算，法院不能依靠不太可能发生的假设的情形，在其中，根据违约金条款应支付的金额，与任何损失都完全不成比例。尽管相关的合同条款必须客观地根据签订合同时的情况加以判断，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表明在签订合同时当事人预期合理的损失将是什么。因此，主审法官 Lord woolf 引用了Lord Dunedin法官在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1915)案中的发言之后，接着又指出，实际发生的事情要比假设的例子能够为法院提供更好的指导。况且，如果可能的损失范围是广泛的，那么，更好的办法可能是简单地指出，当约定违约金与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完全不成比例时，合同条款并不打算适用于这种情形，而不是将该条款完全视为无效。
主审本案的Lord woolf 发表的判决意见说，约定违约金的规定应当能够使雇主知道，在合同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他受到保护的范围是多大。同时，对方当事人同意一项约定违约金条款时，他也要消除自身责任的不确定性，即明确自己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承担多大责任……法院不应当采用一种使合同当事人的目的落空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一份商业合同，法院一般认为，在商业合同中，只要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内容，都应当有效。司法委员会显然也受到了这一事实的影响。他们强调在诸如复杂的建筑合同之类的商业合同中对确定性的要求，以及商业合同当事人应当能够依赖他们协议同意的损害赔偿条款。也有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从Lord woolf 在本案中发表的判决意见中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商业合同中，不能套用Lord Dunedin法官在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1915)案中提出的区分违约金与罚金的指导原则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