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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票据在经济生活中的支付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日益重要，因票据被除权，最后持票人寻求救济引发的纠纷也呈现多发趋势。这类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民事侵权之诉、不当得利之诉、票据利益返还之诉等。对于上述纠纷的处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争议较大，如除权判决纠错程序的定性、撤销除权判决的若干实务问题，包括利害关系人的认定、提起诉讼正当理由的理解、撤销除权判决实质性条件的把握等，以及票据真正权利人寻求救济的其他方式等。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除权判决纠错程序的定性
人民法院是否可依职权启动公示催告案件的再审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07 条规定：“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但是，对于人民法院能否依职权启动再审，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可以院长发现错误为由，启动公示催告案件的再审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无论利害关系人抑或人民法院均不得启动公示催告案件的再审程序。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程序可以划分为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执行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系独立于其他争讼程序的程序，不属于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或二审程序的范畴。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再审案件只能适用于原审生效判决、裁定适用一审程序或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公示催告案件无法在再审程序中找到其适用的空间，人民法院也不得对公示催告案件启动再审程序。
除权判决纠错程序的定性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该诉讼是何种类型，其诉讼请求应当如何厘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实务中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利害关系人若因除权判决而受有不利益的，只能通过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且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应是利害关系人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律依据。[2]票据债务人以伪报遗失方式获取除权判决，阻碍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权利的，法院应当依法撤销除权判决。[3]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的除权判决是不可逆转的，[4]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返还票据或恢复其票据权利，该请求无法律依据。[5]
笔者认为，就第一种观点来看，除权判决是法律拟制，有时并非与客观真实情况相一致。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非讼案件也系法律拟制，在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确知他的下落或确知他没有死亡时，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失踪宣告或死亡宣告。而撤销除权判决与撤销失踪宣告或死亡宣告的不同之处在于，撤销除权判决的背后必然存在争讼，即申请公示催告人和利害关系人均主张票据权利，而撤销失踪宣告或死亡宣告本身不存在争讼，被宣告失踪或死亡者一旦出现即可撤销。撤销除权判决须通过普通程序审理，不能由人民法院径行撤销。因此，除权判决的纠错程序宜定性为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由此看，认为可通过撤销除权判决的方式对票据的真正权利人进行救济的观点是可行的。而且，即使除权判决已经作出，若公示催告申请人尚未从付款人处取得款项，此时若不通过普通程序撤销除权判决，而要求利害关系人直接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主张民事权益或向其前手主张民事权益，则公示催告申请人仍能凭除权判决要求付款人付款。一旦付款人付款之后，受偿还意愿、偿还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票据的真正权利人追回全部款项的可能性往往会大大低于直接撤销除权判决，凭票据径行向票据付款人主张付款的情形。
第二种观点表面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除权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在其尚未被撤销，或者人民法院通知付款人止付前，付款人依据除权判决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付款的，该付款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即使事后发现公示催告申请人并非票据的真正权利人，付款行为的效力仍不受影响。依照此种逻辑，除权判决的效力在于公示催告申请人可凭判决要求付款人付款，而付款人已经根据除权判决付款的，该付款行为合法有效，则除权判决当然是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将付款行为的有效性与除权判决的可撤销性等同起来，认为付款行为一旦作出，并且合法有效的，除权判决则不可逆转，故除权判决也具有不可撤销性。其实不然，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予以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从该规定看，执行回转的对象是被执行财产，而非具体的执行行为，无论执行行为的效力如何，均不影响人民法院向取得财产的人追回财产。因此，即使公示催告申请人取得款项，且付款人的付款行为合法有效，也不能因此否定除权判决的可撤销性。除权判决确实应当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公示催告申请人返还相关款项，付款人的权利和付款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
综上，笔者认为，除权判决若确有错误，应当通过撤销除权判决之诉予以纠正。
二、撤销除权判决的具体问题
利害关系人的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如何认定利害关系人，该条文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利害关系人的范围，目前探讨得不多，有观点认为，这里的利害关系人应该是票据被盗、遗失的情形发生后，以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善意地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取得票据的受让人，而不是经过合法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的受让人，也不是对丧失的票据承担义务的人。[6]笔者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妥之处，理由在于，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指的利害关系人与该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所指的利害关系人系同一概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并在三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表述来看，利害关系人应当是享有票据权利之人，而非对票据承担义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观点有合理之处。其次，利害关系人也不宜局限于善意从无处分权人处受让遗失票据之人，还应包括在伪报失票申请公示催告的情形中，经过合法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的受让人。因为，合法受让人既无法在公示催告程序中申报权利，也不能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即使还有其他救济渠道，也使其程序性权利受到限制，客观上导致无过错的受让人承担因伪报失票人的过错造成的不利后果，有失公平。第三，利害关系人还应包括其他有初步证据证明票据权利之人。一方面，实践中，申请公示催告的情形非常复杂，除确实失票以及伪报失票而申请公示催告两种情形外，还有可能出现其他情形，如甲公司遗失票据后未察觉，被乙拾得后转让给善意第三人丙，丙又遗失票据，并申请公示催告的。此时，甲也可提供其受让或持有票据的证据，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因正当理由未申报权利的，还可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当然，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又另当别论。第四，在审查利害关系人时，因为无论是在公示催告程序中申报权利，抑或在除权判决之后提起诉讼，均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并不涉及实体权利的确认及归属，故不必对利害关系人是否系票据的真正权利人这一实体问题把握得过于严苛，只要其提供表面的初步证据证明票据权利即可。
正当理由的审查
关于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的正当理由，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正当理由应当从宽把握，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在行使权利方面存在懈怠，就应当推定正当理由成立。而且，将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作为正当理由是否成立的判断依据是恰当的，既有利于防止票据债务人通过伪报票据遗失侵害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敦促票据债权人在从事票据行为时尽到必要的谨慎义务。[7]
第二种观点认为，正当理由从狭义上讲是指申报人不能行使申报权利的情况，主要指不知道已公示催告，或者虽已知道公示催告的期间，但因不可抗力不能或无法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人民法院错误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法院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公告等。[8]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其忽略了公示催告程序中公告的效力。公告的效力在于，无论事实上是否知晓，均推定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和利害关系人已经知晓公告内容。而且，根据票据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也体现了公告推定知晓的效力。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其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同时，对于被告下落不明的，也得采取公告送达传票的方式。诸如此类的规定还包括公司清算程序中的债权申报公告等。
第二种观点肯定了公告的效力，笔者认为较为合理，但是，人民法院错误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是否应当作为正当理由的范畴值得商榷。因为，即使公示催告程序并非票据真正权利人申请，除权判决应予撤销，那也系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实体审查的问题，并非启动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程序性要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在审查原告是否具备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正当理由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同时，人民法院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32 条的规定，在全国性报刊上进行公告的，或公告期限低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低期限 60 天的，均属于正当理由的范畴。
撤销除权判决实质性条件的把握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既然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是申请公示催告的先决条件，那么撤销除权判决则应当以公示催告申请人伪报失票为前提条件。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理由在于，除权判决的效力是使原来结合于票据中的权利从票据中分离出来。申请人如同持有票据一样，被推定为当然的权利人，无需再采用其他的方法如票据的持有、票据的提示等来证明自己是票据权利人就可行使票据权利。[9]也就是说，只要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其票据权利，即可否定公示催告申请人的付款请求权，否定除权判决的效力，而无需证明公示催告申请人伪报失票这一事实。当然，若利害关系人无法证明其票据权利，但公示催告申请人确系伪报失票的，当然应当撤销除权判决。而且，即使公示催告申请人并非伪报失票，而系真正失票，由于除权判决只是赋予失票人一种票据权利人的形式资格，而不是恢复其实质权利，所以，如果第三人是在票据丧失以后、公示催告的公告发布之前这一时段里善意取得票据，即使以后失票者取得了除权判决，票据权利仍属于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在这一点上理论界已经形成共识，不存在任何争议。[10]当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公示催告期间内以背书转让取得票据者不受法律保护。至于在公示催告期满后、除权判决作出前，受让票据者是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一直有争议。由于公示催告期满后，票据并未处于公示状态，笔者倾向于票据权利仍然存在的观点。
对于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可考虑几个方面。首先，受让票据的主观心态是善意的，即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票据系无权处分人持有。其次，受让票据支付了相应对价，当然，税收、继承、赠与等不受此限。再次，取得票据的手段合法，也即不存在欺诈、胁迫、偷盗等情形。至于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被背书人栏连续空白背书转让票据的问题，即票据的若干背书人均仅记载和签章自己名称，但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此时能否以背书不连续为由否定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7 条仅规定持票人可记载自己名称，并未规定持票人可记载他人名称，故持票人虽然无权补记其他被背书人的名称，但审理中可结合案情进行裁量，并责令持票人举示若干前手空白背书转让票据的证据。若能证明票据流转的合法性，则不宜以背书不连续为由否定其票据权利。
三、票据权利人的其他救济方式
票据权利人可径行向失票人主张民事权益
对于除权判决能否对抗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问题，笔者认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9 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该条还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除权判决并非创设了新的票据权利，仅是对原票据记载事项的重新确认，如果利害关系人能证明其享有票据权利的，则除权判决不能作为公示催告申请人提出抗辩的正当理由。
1.票据权利人可径行向伪报失票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
对于利害关系人能否不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而径行对失票申请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有观点认为，汇票被恶意除权的，真正权利人可以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不受票据公示催告程序的约束，不必先行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11]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合理性。就民事侵权诉讼来看，其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在申请除权判决的民事主体伪报失票的情形下，民事侵权之诉才可以成立。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是，利害关系人的前手依法转让票据后，又伪报失票，申请公示催告，骗取除权判决，其后票据的真正权利人对伪报失票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在其他情形下，民事侵权之诉不能成立，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是，真正的失票人申请公示催告，得到除权判决，但在公示催告程序前，该票据经人偷盗或拾得，并由善意第三人支付对价取得后，善意第三人对真正失票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
前者的侵权之诉成立，后者的侵权之诉不成立的理由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侵权之诉，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判定是否构成民事侵权。那么，何为过错？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启动公示催告程序的规定，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民事主体，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因此，作为真正的失票人，申请公示催告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对于伪报失票的民事主体来说，其显然不具备申请公示催告的前提条件，违法了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足以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过错。
2.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人可径行向失票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
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在票据善意取得的情形下，公示催告申请人往往确系真实的失票人，此时，若公示催告申请人凭除权判决兑付票据，真正的票据权利人可以主张其返还不当得利。因为，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看，首先，善意取得票据的，票据利益应当归善意取得人所有，而非公示催告申请人所有，因此公示催告申请人取得的利益系不当利益。其次，善意取得人因无法兑现其票据权利受到损害，而且，公示催告申请人所获利益与善意取得人所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31 条的规定，公示催告申请人应当返还票面记载的金额以及因此产生的孳息。同时，只要除权判决尚未被撤销，即使失票人因各种原因尚未从付款人处取得相关款项，也不影响不当得利之诉的成立。因为，除权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即使失票人尚未获得款项，其相应的权利也系确定的，受法律保护。故其因除权判决获得利益也是肯定的，不影响不当得利之诉的成立。
票据权利人可径行向其前手主张民事权益
有观点认为，对于利害关系人要求其前手返还票据利益的诉讼请求，因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利害关系人的前手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6 条之规定，以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进行抗辩。但也有观点认为，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并不意味着基础民事权利丧失，仍有权依据基础交易关系行使民事权利，即向前手主张返还票据利益。[12]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存在偏颇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6 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票据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也即是持票人向出票人或承兑人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并不适用于持票人向其前手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则利害关系人的前手不能以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进行抗辩。
与此同时，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应对价。因此，除税收、继承、赠与的票据可依法无偿取得外，其他均须支付对价，故票据取得的背后必然存在基础关系。那么，利害关系人也就无需先行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可依基础关系径行向其前手主张民事权利。当然，利害关系人的前手也可依基础关系向其前手要求主张民事权利，返还票据利益。如此一来，追索至失票申请人，无论其确实丢失票据还是伪报失票，均无法再向前手主张民事权益。



注释: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2 页。
[2]张旭：“票据除权后合法持票人行使权利之途径”，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
[3]王永亮、张哲、高丽：“撤销除权判决实务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09 年第 8 期。
[4]程烨、施同生：“票据被他人申请除权后合法权利人”，载 2009 年 2 月 27 日《人民法院报》。
[5]姜丽丽、刘刚：“票据除权判决能否对抗普通程序”，载《人民司法》2010 年第 16 期。
[6]马作彪：“汇票被恶意除权时真正权利人可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
[7]王永亮、张哲、高丽：“撤销除权判决实务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09 年第 8 期。
[8]马作彪：“汇票被恶意除权时真正权利人可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
[9]李伟群：“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从中、日票据法比较的角度”，载 《法学》2006 年第 6 期。
[10]李伟群：“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从中、日票据法比较的角度”，载《法学》2006 年第 6 期。
[11]马作彪：“汇票被恶意除权时真正权利人可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
[12]张旭：“票据除权后合法持票人行使权利之途径”，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5期
试析《证券法》第63条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颜盈盈*


内容摘要：投资者的积极参与是证券市场得以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因此必须给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尽可能多的保护。然而，现阶段，证券市场上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尤其是证券发行人等证券市场主体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行为。对此，我国《证券法》第63条设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该条文的规定有不合理、不明确之处，缺乏可操作性，笔者在文中将就条文本身及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述。
关键词：信息披露 不实陈述 民事责任 最高院通知

一．引言
信息披露作为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在证券的发行、上市及交易过程中，有关主体公开的资料或信息在内容上必须符合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不得有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其目的主要在于向投资公众提供公平合理的投资判断机会，使其免受证券发行的不实陈述行为的危害，所以各国证券法都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主体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以前的证券法规规章片面强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因此，在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中，进行虚假信息公开、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责任主体，虽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但其受到的法律制裁并不能弥补受到欺诈、作出错误判断的众多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从而挫伤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因此，在已有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民事责任制度及相应的赔偿机制以稳定证券市场是当务之急。于是，我国《证券法》第63条突破性地设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分析这一条文，笔者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
追究民事责任的前提在于明确责任的性质为何。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反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即违约责任）及侵权的民事责任。同为民事责任，两者的不同之处有：（1）责任产生的基础不同。侵权责任，是根据侵权损害的事实，依法律规定而产生。而违约责任，是以违反合同的事实为根据，当事人原本就存在合同关系。前者为新生之债，后者为既存之债。（2）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侵权责任广泛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违约责任普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3）涉及损害内容不同。侵权责任即涉及财产损害也涉及非财产损害；违约责任只涉及财产损害，不涉及非财产损害。（4）承担责任人的范围不同。侵权责任承担者，不限于本人，也不限于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违约责任则主要由违约人自己承担。1
笔者认为，可以在对信息披露行为分阶段的基础上分析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
首先，在证券发行阶段，信息披露行为是证券发行人的一种契约行为，证券的募集和认购的过程就是一个合同的成立过程。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招股说明书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具有发行人向投资者作出招股要约的法律意义，它本质上是“向特定人或非特定人发出购买或者销售某种股票的书面的意思表示”。作出这种意思表示的发行人对于招股说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直接的法律责任，发行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属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是，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投资者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投资判断，发行人在信息上占有相当大的，甚至是绝对的优势，并且买卖双方无法面对面就违约责任作出详细约定，若让发行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这对投资者而言是极困难的，显然不利于投资者运用《证券法》上的规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证券法》第63条通过规定民事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契约的相对人（即发行人），还涉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较契约责任扩大了承担责任的主体范围，实际上已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视为侵权责任，受侵权责任制度的调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其次，在证券的交易阶段，信息披露行为表现出显著的非契约性。在此阶段，买卖双方都不是发行人（上市公司回购证券除外），即是说，上市公司被排除在证券买卖合同之外。此时只能用于具有合同关系的证券发行以及要约收购的合同法救济在此得不到适用。为了有效全面地保护投资者，必须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具体地说，买卖证券的双方当事人都有权了解代表证券品质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可以将投资者的这种权利称为知情权，2也就是投资者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证券发行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权利。保证投资者这种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就是由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全面、适时地披露其信息。如果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的义务，就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最后，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有助于维护与强化证券市场的信用机制。我国信息披露的违规现象非常严重，可以说几乎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切违法行为都与信息的不当使用有关，有必要强化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定我国《证券法》第63条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

三．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上文的分析论证已确认此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它的责任构成要件如下：
首先，信息披露中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 。若对不实陈述主张侵权责任，需先证明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不实陈述是指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机构或个人，在其信息披露文件中包括有实质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所谓虚假记载，指的是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作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常见于财务报表中。虚假记载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与故意，也可处于过失。所谓误导性陈述，指的是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可分为语义模糊歧义型、语义难以理解型和部分遗漏型三种，它既可表现为积极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在主观上，既可以处于故意，也可以处于过失。所谓重大遗漏，指的是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或为避免文件不致被误解所必须记载的重大事项，它是一种消极的不实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或过失。3
上述三种不实陈述行为的认定，应当以人民法院或证券监管机构的认定为准。4在我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些对发行人的处罚决定，投资者可以作为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如果只是怀疑发行人的公开文件存在不实陈述，则应当由人民法院来认定。
其次，投资人受到损害。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中的不实陈述，往往谎报公司业绩、在资产评估中高估资产价值等等，目的是使公司股票市价上扬，待真相大白于众时，该公司的股价往往会下跌，投资者特别是普通股民往往损失惨重，因此投资者受到损害，是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
损害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必须是证券法明确规定或依据证券法的精神对造成损害予以制裁时，才是应当追究的事实。如果不是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则存在的损害可以通过其他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救济。5第二，损害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前者指损害是客观的、确定的事实，后者指可依价值尺度衡量出来的具体数额，它是酌定赔偿额的依据。6第三，损害的可补偿性。即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是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补偿的。
第三，不实陈述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这通常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问题；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失的因果关系。在美国的证券法中，一般推定投资者对不实陈述的信赖的存在7，而且Mills一案将信赖问题纳入到“重大性”之中；如果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且投资人受有损失，则推定损失的因果关系存在，Levinson v. Basic, Inc. an案8中，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认定投资者即使是根据证券价格做出投资决定，实际上也受了不实陈述的影响。9这与英美法上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传统学说10已相去甚远，因果关系链条已被大大简化，从而具有鲜明的特别法法律规范的特征。
我国《证券法》第63条对因果关系（即“信赖”）是否是必要的责任构成要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经验，也采取“推定信赖”原则。在我国，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明显弱于发行人、承销商及其相关的责任人员，从而导致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平衡性，在此表现为诉权的不平等。在我国缺少理性投资者的情况下，要投资者证明对披露文件的依赖显得不合实际。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举证责任的倒置，推定信赖存在，除非发行人、承销商及其相关的责任人员能证明不实陈述的存在和投资者受到损失的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最后，责任主体的主观过错。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往往决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及承担责任的大小。这里涉及责任主体的范围，其各自的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
《证券法》第63条对几类责任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规定如下：一是发行人，承担的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二是承销的证券公司（以上和以下称“承销商”），承担的也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三是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在这一条文中，已有的规定有不合理、不明确之处，另外条文本身还有不足与缺漏，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行具体论述。

四．对《证券法》第63条的实务操作和内容补充的一点建议
（一）条文对承销商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不合理：
第63条的法律条文太粗化，仅从法律条文本身理解，似乎承销商与发行人承担相同的民事责任，其归责原则同样是无过错原则。笔者以为，承销商应承担的责任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承销商与发行人恶意通谋，则双方构成共同侵权，承销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根据民法原理，其双方之间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理应承担连带责任（较之按份责任，连带责任扩大了原告的可诉范围，提高了投资者获得全部损失赔偿的可能性，更利于保护投资者）。若承销商仅仅因为过失或疏忽，未尽尽职调查义务，则应承担补充责任。因为证券发行人是信息源的最终控制人，最了解影响投资人投资决定或证券价格的信息，当然应尽最高的义务。并且，证券发行的利益主要也是归属发行人，11要求其承担和发行人一样的责任，未免显得太苛刻。
同时，笔者认为，法律上应允许承销商在适当的情况下免除责任，即应将承销商“尽到勤勉谨慎审查，仍无法发现证券发行人存有虚假陈述情形”的情况作为其免责事由。原因有：第一，《证券法》第24条规定了证券公司的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核查义务。但核查义务不等于保证义务或保证责任。如果承销商已尽到全面和审慎的核查义务，但未发现证券发行人的不实陈述的应给予免责。第二，证券公司虽然是专业机构，但相对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来说，又属于法律、审计及资产评估专业以外的非专业机构，承销商显然无法对其三出具的专业报告作出专业性评价。12在此情形下，若强要承销商承担无过错责任，就会过于苛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对承销商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还是采取过错推定原则较为妥当。
（二）条文包括的责任主体不完全，缺少对发起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发起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其活动使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成立的人。各国证券法一般皆规定了发起人的责任，我国此前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不实陈诉的民事责任主体中有发起人，并规定全体发起人对不实陈述承担无过错责任。
然而现行的《证券法》第63条对发起人的责任却未有提及，这是十分不妥的。对发起人的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理由如下：首先，发起人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在我国发行人是由国企改组的情况下，发起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是非常熟悉。因此，发起人最接近和了解公开文件的内容，没有理由以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来要求免责，故应承担无过错责任；13同时，信息披露的风险也是由发行人和发起人引起，对投资者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最严格的责任，这有利于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和证券市场的稳定。
（三）条文对发行人和发起人的免责事由没有作出规定：
从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来看，虽然对发行人规定的是无过失责任，不能以自己无过错来免责，但如果能证明原告已知悉则可免责。14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利用内幕信息来交易的恶意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种制度获得补偿。我国《证券法》未作善意投资者和恶意投资者的区分。这样，可能造成的漏洞是，如果那两个因知悉内幕信息而操纵市场的股东在二级市场交易遭受损失，那么，也可以请求民事赔偿，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投资者明知披露文件中存有不实陈述的情况下，发行人和发起人可以以此免责。
（四）条文对发行人及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承担过错责任的规定不利于对投资者的保护：
根据《证券法》第63条，凡因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事、监事、经理在负有责任时才承担责任，这里适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要由主张董事、监事、经理应负责的投资者承担证明其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但是，实践中，中小投资者要去证明证券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过错，证明此类过错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建议采用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即只要信息披露有缺陷，就推定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有过错，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董事可以证明自己已经根据《公司法》第118条对董事会决议行使了异议权，并记载于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可以证明自己善尽了监督职责，并已经根据《公司法》第126条的规定要求董事、经理对不当行为予以纠正，或已对董事、经理提起诉讼等等。若可以以上述的情形成功举证，发行人、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可以免责。
（五）条文对享有请求权的原告的资格和范围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一般说来，原告指的是因义务人的不实陈述而受损的人。我国台湾法律15规定，善意的相对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美国法律16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报的或漏报了为使该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证券时，他已知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笔者认为，凡相信所披露信息而善意购买证券，并因此而遭受损失之人，均可以获取诉权。证券购买人不仅包括发行市场上的投资者，也包括交易市场上的投资者。同时，在不实信息披露之前持有证券，只要是基于信赖披露的信息而继续保留该证券而受到损失的投资者，也应当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17这里所说的证券买卖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生，它包括一种证券转化为另一种证券，它也包括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在证券市场正受到不实陈述影响时对抵押证券的强制处置。
当然，对于已经知悉股份公司披露的是不实信息的投资者，由于其投资是在未受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有关当事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六）条文未对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