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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之人身损害赔偿

王胜宇
　　

　　【案情简介】
　　原告之一何某已有8个月身孕，一天骑摩托车与第一被告蔡某的所驾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早产一女婴罗某，且罗某因车祸致缺血缺氧性病需长时间的继续治疗。双方就赔偿问题经交警部门调解未果，原告何某、罗某将蔡某、蔡某某(车主)一并诉致法院，要求第一被告赔偿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109200元，第二被告对此承担垫付责任。法院判决支持了两原告要求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的诉请及确定了第二被告的垫付责任，但以第二原告要求的继续治疗费尚未发生，无法确定为由驳回了其请求。
　　【法理分析】
　　本案中有关第一原告的诉请及第二被告的垫付责任不成问题，一审法院在支持了第二原告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的同时驳回其要求继续治疗费的诉请明显冲突，也不是本文的探讨的范围。本文要探讨的是本案反映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胎儿在母体中受到他人的伤害在其出生之后能否索赔，即现有法律框架下胎儿是否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如何行使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因本案被告的伤害行为发生在婴儿出生之前，而不是在出生之后，所以，本案的实质不是公民人身损害赔偿之诉，而是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应该说，对于未出生的胎儿的人身权益保护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基本上没有争议，大家均认为应该给予保护。从学术角度而言，本人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学理论”并不是“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决定了法官在断案时必须以现行的法律规范，而不能以法理、道德、情理等非法律因素作为断案的依据。
　　那么，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在胎儿期受到伤害，胎儿出生后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因此而以独立的主体身份要求加害方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胎儿并不享有这一权利。
　　根据一般法律理念，权利的产生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直接规定，权利据此分为约定权利和法定权利。此类案件中的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因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肯定不可能是基于合同而产生。那么，该权利是否属于法定权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综观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胎儿的权益保护问题，仅在我国继承法第28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按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方面。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如上所述，法定权利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既然法律没规定胎儿享有健康权这一实体权利，它当然无权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诉讼权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由此可见，在同类型的案件中(包括本案)，判决赔偿婴儿的损失，与情与理均无可厚非，但却违法;判决不赔，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与法”的冲突，是因为我国法律在胎儿保护立法方面滞后及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不合理所致。要最终解决此类案件中不必要的“情与法”的冲突，有赖于通过广大群众及法学界、司法界的同仁的不断呼吁，促使立法部门尽快修改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赋予胎儿在特定情况下的民事权利能力。
　　那么，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有无解决此类案件中“情与法”冲突的权宜之计呢?本人认为，在法律未作出修改之前，仍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达到与在法律上赋予胎儿民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大致相同的法律效果。很显然，胎儿在未出生时是母体的一部分，胎儿的受损在法律上就是对母体健康权的侵犯。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犯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所以，在此种情形下，以母亲自己的身份行使精神损害赔偿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障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赔偿的数额并无明确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在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就赔偿数额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法官在具体承办该类案件时，就可以将婴儿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补偿费、继续治疗费等作为一个综合的参照因素，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一个合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给婴儿的母亲，以抵消母亲在婴儿出生后为治疗婴儿而造成的损失。这样，既以变通的方式维护了胎儿的本来应有而没有被现行法律认可的权利(人身损害赔偿权、受抚养权等)，又不会造成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法条试用】
　　我国《继承法》第28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按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方面。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如上所述，法定权利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既然法律没规定胎儿享有健康权这一实体权利，它当然无权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诉讼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是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所谓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也就是说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前提。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出生后的人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就意味着只有已出生的人才享有民事权利。胎儿尚未出生，因此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依法不具有任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胎儿没有民事权利，加害人的行为也就不构成侵权行为，因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没有侵权行为，当然对胎儿就无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往往会将被告的主体性质区分为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网络服务提供者）或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网络内容提供者），并据此来确定被告在侵权行为中的地位以及应否承担责任。ISP和ICP的区分应该说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因为网络服务与网络内容是可以分离的，凡是提供网络内容且未经权利人授权又不构成合理使用等的行为，即直接侵犯了权利人就此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凡是因提供网络服务未尽到注意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只会是构成帮助侵权。但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中，却存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既有矛盾冲突又有交叉重叠，这直接导致民事诉讼中行为主体或责任主体认定的混乱。研究者在此问题上的意见也不统一，比较常见的如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接入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服务提供者，或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硬件服务提供者和软件服务提供者。上述分类实际已将本该界限分明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混为一谈，并影响到法官对责任主体的正确区分，比如已有观点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ISP和ICP。因此，正确区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责任主体，在审判实务中无疑有着基础且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关概念的比较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进行过明确的区分，相关概念散见于各种规定之中。主要有以下这些概念：

1.网络服务提供者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称《传播权条例》）虽然没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个概念下过定义，但综合其第十四条、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等条文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别：自动接入；自动传输；自动存储；提供存储空间；搜索、链接。

２.互联网内容提供者 《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下称《行政保护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互联网内容提供者是指在互联网上发布相关内容的上网用户，综合整条的规定看，内容提供者并不限于上网用户。第二条第一款实际上明确了网络服务的内容，与《传播权条例》的规定相类似。

３.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电信条例》不区分主体性质，而是区分了互联网接入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将这两者归入增值电信业务范畴，同时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称《信息服务办法》）将互联网信息服务定义为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那么凡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可称之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４．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中对“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下定义，但从其上下文理解，其含义与《电信条例》和《信息服务办法》中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极为接近。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传播权条例》和《行政保护办法》的规定，已足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的含义，两者是可以清晰地加以区分的。内容即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内容提供者实际上使用了作品，凡未经许可的就侵害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服务虽然与信息内容相关联，比如传输的是信息内容，但服务提供者虽有控制能力但并不主动控制信息的流动，也不主动知悉信息的具体内容。《电信条例》和《信息服务办法》不区分提供网络服务和提供网络内容的行为，而是统称为互联网信息服务，并从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内容审查义务，体现在《电信条例》第五十七条和《信息服务办法》第十五、十六条，但是这种内容审查义务是从电信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的，实际上并未规定审查有关内容的知识产权权利状况的义务。政府行政管理中还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与ICP等同起来，互联网行业中有ICP证、ICP备案等说法。这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也许是正确的，但在网络用户深度参与到网络信息内容的创作和发布的今天，即使是新闻信息类的网站也已经突破ICP的角色，将网站全部认定为ICP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也往往在法官认定侵权责任主体时提供错误的指引。由于互联网信息服务这个概念是行政部门特别是电信管理机关从便于维护安全的角度提出的，没有必要且实际上也没有将提供网络服务和提供网络内容的行为加以区分，因此其在著作权法上没有意义。但是《解释》似乎受到了《电信条例》和《信息服务办法》的影响，引入了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其含义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相近。

两种责任主体

在著作权侵权上，仅需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内容即作品，未经许可直接提供内容，将其上载到互联网的，其间必然发生复制行为，即使不规定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可以认定内容提供行为侵权。不管是我国的著作权法，还是其他国家的著作权法，很少有规定网络内容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特别条款，因为依据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已足以提供保护。而与互联网著作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款，基本是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与著作权保护相关的网络服务，应该是与信息内容的传播直接相关的，凡是与作品的发表、复制等基础的使用行为无关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会成为侵权人，比如仅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器托管、数据传输等中介服务的，尽管信息内容经由服务提供者存储、传输，但却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复制。当然，在得到权利人通知后明知他人借助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则可认定为向直接侵权人提供物质条件等便利，应承担相关责任。

著作权法上的“避风港原则”，并不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别和额外的保护，而是互联网行业的特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但在一些地区的审判实践、特别是涉及视频网站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案件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站败诉率却达到90%以上，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不会构成著作权侵权的理论观念相去甚远，这主要与视频网站的经营模式相关。首先，视频网站允许网络用户自行上传视频文件，但一般对视频时长、文件大小不加限制，这大大增加了网络用户上传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影视作品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权利人的著作权被侵权的危险性，作为这种危险的引发者，应当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次，视频网站往往对上传内容进行编选、推荐，实际上参与了内容提供过程，此时视频网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兼具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身份，实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传播权条例》和《行政保护办法》的有关规定已经正确区分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尽管从网络技术、企业经营乃至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区分没有涵盖互联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似乎并不周延，但这种区分已经涵盖了与作品传播过程相关的借助互联网实施的行为，因此从著作权保护的角度看是足够完备的，至少目前来看，与著作权保护相关的网络服务可以限定在《传播权条例》所确定的范畴。

对法律适用的意义

正确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审判实务中，裁判者应注意不要被这种所谓的“身份”标签所迷惑、受误导。持有ICP证照、进行ICP备案的网站经营者，并不都是纯粹的ICP（网络内容提供者）。仅举新浪网为例，网站上的有些作品是其自行上载的，如部分栏目的小说、散文、评论等，于此它是网络内容提供者；有些作品是注册用户上载的，如论坛上的文章、博客上的文章、自制视频等，于此它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从侵权法的角度看，确定被告的“身份”性质没有意义，关键是认定其行为的性质，将其行为用侵权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凡符合侵权构成要件的，此行为就是侵权行为，行为人即应承担侵权责任。换句话说，行为主体的性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网站经营者直接参与提供内容的，即为网络内容提供者，不直接参与提供内容的，即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至于政府行政管理中将网站经营者进行分门别类，那是出于管理的方便，在著作权侵权的司法判定中不应直接援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